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ouning/ en LBS v2.0.313 Sat, 13 Mar 2010 02:38:40 +0800 60 ]]> Thu, 11 Mar 2010 05:10:04 +0800

姜珺：我们今天的采访从第一组贺承军和黄伟文先生开始，二位都曾在深圳市规划部门从业，也是以城市问题为主题的博客写手，有请！

库哈斯：感谢你们两位参加本次马拉松活动，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和汉斯分别提问题再加入讨论），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在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比较边缘化了，特别在过去十年间，我很好奇的是您（贺承军）作为一位“博客”的作者，你关注的主要是房价、城市规划、教育等等这种公共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您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贺承军：我先来回答。确实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面临边缘化这一点，中国和欧洲一样，我们也面临这个过程，但好玩的是，我们看《2012》这灾难片就知道，中国很有效率，搞GDP很厉害，连好莱坞都知道了。但我们的公共空间、居民空间的建造很难，所以我想作为建筑、城市、房地产方面的博客写手，想尽己之力做最难的事情。我晓得面临一个挑战，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应战，我个人做出了挑战和应战的选择，虽然承担一定的风险，我相信也有一定的作用，对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这么理解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拯救者、救世主，个人做的事情就是基本的动机。说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刚才说了中国公共空间建设比较难，我们有很多无形的规则在起作用。比如说我写博客分析出几个规则，首先是自己的真名，我用真名上去；其次是不结盟，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曾经发起不结盟运动，我不结盟都是自己发言；第三，可以批评到一定层级的官员，但有一个层级不能超过就可以了。分享博客写手的经验，真名、不结盟、保持一定的分寸，这是我的写作经验，与高级知识分子分子没法比，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库哈斯：我了解到您以前在深圳规划局工作，工作经验对您有什么影响？

贺承军：我已经离开了深圳市规划局，但我也是很享受在深圳市规划局工作了15年，这是一个不短的历程。一般来说从政治角度来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深圳市规划局一直扮演着前沿阵地的先锋角色。所以深圳市2030年的规划战略把深圳市定位为中国先锋城市，也就是世界上的先锋城市，我们这么看先锋，也许和你们看到的先锋概念不太一样，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崛起也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大事，不自我夸耀地说，你们也可以看到。在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们作为先锋也是当之无愧的，深圳市规划局所做的努力，包括我们举办了城市＼建筑双年展，以及主办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的国际竞赛，是非常有探索意义的。没必要上升为国家制度的角度，深圳市规划局都是个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我也不是因为跟他们同事过不能批评他们，我确实为在这里工作15年，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包括我在其中的努力，感到很自豪的。前面还有几个问题，我也附带点题，所谓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你们夸我们是超级大国，你们这么看，其实我们不这么看，同时您刚才说过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谈危机，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冬天来临，但我们的棉袄很厚，我们的棉袄是广大人民可以承受巨大的风险，当然这么说有点惭愧，但我不得不这么说。

库哈斯：您也在农村生活工作过吗？我觉得在为城市工作了15年之后又开始关注农村是比较让人惊讶的，对您来说农村意味着什么？

贺承军：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坦率地告诉您，您关注的“新农村运动”也已经是过时的概念，因为我们发起“新农村运动”，但我们发现遇到土地制度的桎梏发展不了，新农村意味着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更多的产权，但我们觉得《土地法》逾越不了这个界限，所以新农村运动产生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使得农村土地有可能自由化，所以我们终止了。所以，您关注的“新农村运动”几年以前曾经出现过，后来又消失了，跟我们关注违法建筑，推动高房价和整个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正因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并没有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提供很好的制度依托，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高房价现象应该和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不是因为金融制度、金融危机导致的高房价黑洞，我想新农村运动消失和高房价的推动背景是《土地法》、土地制度的制约。我回答您的问题，您说得很对，包括人文主义在欧洲已经衰落了，我们看人文主义是这样看的，人文主义对很多东西很奢侈，对很多人也是过时了，我也是这么看的，不仅仅是欧洲看到这一点，这里就不细说了。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关心历史？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所以我们要历史。谢谢。

黄伟文：关于刚才库哈斯先生提到为什么要关注农村，我倒想说几句。实际上2005年深圳双年展有一个主题，叫做“城市开门”，我觉得“城市开门”已经把乡村和城市之间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因为城市的门一打开面对的就是乡村，乡村和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我一直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如果城市不能够容纳中国更多的农村人口的话，比如说在北京，如果你不让农村人口进入北京来，他们可能就在北京的西北边放牧，他们放羊的话，羊就会把草吃光，就会沙漠化，沙漠的沙吹到北京，就是北京的沙尘暴。所以，农村和城市绝对是一个系统，前几年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代表，他们要限制农村人进入城市，或者提高门槛，只要高素质的人进入城市，低素质的不欢迎，我想这是城市本位主义的看法，你只看到了城市，你把他们拒之于城市门外，他们只能在城外放养，风沙就会进入城市，我觉得城市和农村是一个系统。

第二届深港双年展提出“城市应该向农业文明学习”，学习农业的可持续、农业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提法也是非常棒的。今年欧宁举办了关于乡村主义(Ruralism)的讨论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去年的地震让我们更多地关注到农村，农村的设计实际上是非常缺乏的，中国的乡村处于乡村生活和建造都在转型的阶段，但是如果他们的建造没有一些专业的支持，乡村的未来就不可想象。所以，我觉得今天很荣幸，有一位从事乡村设计的建筑师也在我们的嘉宾当中，他就是台湾的谢英俊先生，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关于农村话题的一部分。

库哈斯：我有一个问题给你们两个人，如果你看深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深圳政府实施计划的能力要高于欧洲城市的政府，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在您这种位置的人，可以做出一些决定，可能跟别的国家类似位置上的人不一样，这对当代文明对城市的概念有一些影响。所以我想问一下深圳的状况跟外面的相似点和区别。

黄伟文：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了十几年，我主要是一个执行者，对城市的决策参与得比较少。前几个月我在美国做一些交流，意识到两边的政府决策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们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而西方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制度，和自上而下能够有一些平衡。但是我也感觉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由于自下而上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具体讲比如说个人财产的保护非常得力，有足够的法律保障，这样也使美国的一些城市想做事情就很难推进。我感觉到美国有些城市反而羡慕中国的做法，羡慕中国政府有作为。

当然，中国也在努力地倡导公众的参与，通过一些法律，比如说《物权法》，包括现在正在讨论的《拆迁法》的修改，去维护个人财产利益，努力地向西方靠拢。我倒是有问题提出，这个平衡点在哪里？西方也出现了他们的问题，由于个人利益的保护有一点过度，所以他们做不成事情，奥布里斯特先生和库哈斯先生都来自于西方，你们对中国的建议又是什么？

奥布里斯特：我们在回答之前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关于深圳双年展的问题，您显然是深圳双年展背后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双年展、三年展，而深圳双年展已经进行到第三届，从第一届到现在保持了很独特、很有意思的特点，我们想知道您对深圳双年展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黄伟文：我参与了第一届双年展的筹备工作，当初因为规划局的业务主管的关系，我们特别关注建筑。而且全世界已经有一些建筑的双年展，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把深圳双年展和其他双年展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在深圳双年展的前面加了一个词——“城市”，这个词很关键，这个词是深圳双年展和已有的建筑双年展的区别，和艺术双年展的差别更大。加了“城市”以后，我们定义双年展是关注中国的城市化和中国的城市，所以我们的双年展和艺术双年展、建筑双年展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一个探讨问题的展览，而且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当然也包括乡村环境，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有人的生活都在改变，很多人进入城市，原来在城市的人又要不断地转移地方，从老式的公寓到高层，或者再到别墅，他们不断地换房子，调整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中国城市化跟每个人的生存状况都发生了联系，我们的双年展实际上是讨论我们生存状况的展览。所以我觉得更有生命力，也更有现实意义。我相信这个展览会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越来越受关注，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库哈斯：我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时候来讨论珠三角的角色了？您认为深圳在整个珠三角里面未来的角色是什么？

贺承军：我冒昧回答一下，深圳在珠三角的角色，以及珠三角在全国的角色始终在探索之中，并不是今天才到时机。国家调整政策一出来，要划分大功能区，现在已经有了七个大功能区的发展。中国前面30年就像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各地以县域为主体的县域竞争和内部竞争形成一个良性的局面，包括外向型经济，各个县接单过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和金融危机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面临转型，从地域来说中央政府觉得通过大的功能块互相整合，从原来的县域经济盲目、过度的竞争导向一种更有序的大功能区，通过大功能区整合它，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发扬光大。珠三角也是七大功能区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这个角色在中国的作用不言而喻，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开放的角色，也包括政治上的改革措施在这里实施，这也是其中的道理，我是这么看的。

库哈斯：这是不是意味着您认为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没有任何互惠的地方？

贺承军：有，我说的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门，在深圳居住，在珠三角居住的人都这么看，我们说的珠三角都包括港澳，在国家层面只是因为《基本法》的制约，把港澳放在外面。对最近的发展变化我有一点莫名其妙，武汉到广州的高速铁路只到广州就终止了，从国家发改委的层面把它终止在广州是不应该的，港珠澳大桥也把深圳撇在一边，这是不应该的，这也是国家决策层的盲区。

库哈斯：我们作为建筑师，知道香港有一个西九龙的建筑项目，深圳到香港的铁路是不是在中间停住了，我想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互动和联系？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黄伟文：贺承军刚才也提到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中国发展的研究，张五常有一个观点，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以县和市为单位的竞争是非常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三十年，珠三角也是一个充分竞争的格局，不管是广州、深圳、香港还是中山、珠海，是一个充分竞争的时期。我不记得是去年还是今年，国务院批准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纲要》力主区域协调，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转变。从充分竞争（当然当时的充分竞争有互补在里头），各自找到自己的优势发展，到现在从国家层面倡导区域合作和协调，甚至已经分好工，广州和佛山变成一对，深圳和东莞、惠州变成一对，这是个大转变。

库哈斯：那香港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黄伟文：香港愿意和我们共建国际大都会，他们的特首提出这个概念。所以相互配对、结盟或者更多的区域协调，将为这个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新的增长，也有新的改观，包括区域快速交通的联系。现在高速公路也好，快速轨道也好，这一两年以后可以把珠三角连为一个一小时的交通圈，所以珠三角的融合将会越来越密切。

贺承军：我再补充一点，我个人认为国家层面把跨区域的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做好是应该的，也是对的，但从功能角度扮演配对角色是非常荒谬的，在功能上实现不了，也不应该这么实现的，但区域之间的完善融合是应该的。

库哈斯：对于香港来说是不是这样最有效？

黄伟文：我觉得香港在这之前是珠三角的经济引擎，现在珠三角作为香港的福地，它的力量、能量越来越强大，香港也能看到这点，它是主动的希望和整个珠三角合作。

库哈斯：我们只有5分钟了，您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汉斯可以先做一个回答。

黄伟文：我把我的问题说一下，我的问题是西方是一个强调民主，比较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财产的制度，原来我觉得这种制度很好，但我去了以后不是这种感觉。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你们两位对这种大区域的规划协调是怎么看的？

库哈斯：对我来说很难的是，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看到这些发展我觉得很有意思，同时作为一名顾问，作为一名提建议的人，我觉得中国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在里面，特别在接受建议方面，好像我们提建议的话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想说的是，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联系对于两者来说都比单个的意义更大，你们国家的模式也是一样。

奥布里斯特：对于双年展的问题，我给建议也是非常谨慎的。如果我们看深港双年展，它现在是第三届了，也是一个非常试验性的展览，如果要说缺失的话，不光是中国的双年展，全世界的双年展都欠缺跨学科的合作，也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显然就艺术机构来说，就作为一个艺术试验场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能够呈现这么多关于城市的有创意的作品，并且很重视如何向公众呈现，它不仅是个实验室，也是档案馆和展示厅，这是很让人惊讶的。

贺承军：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关于CCTV的原始创意曾经发生过的小小风波，我用不着讨好您，您可以不做回应，我认为艺术灵感来自色情没有什么，无可厚非的，中国人的表现过于敏感了；另外一点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但我用一个粗俗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关于建筑地域文化的概念，打个比方来说，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到世界各地旅游，从事文化交流，最深刻的交流就是与当地的女人发生浪漫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带着老相好到异地发生浪漫关系，这种感情是不是太浅了一点？我只是有这个思考而已，我觉得CCTV大楼就是您带着老相好到北京发生了一场浪漫故事，但是您说CCTV大楼带着北京的文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这样的故事，您也可以不回答。第二个问题，您在中国做了那么多项目，和中国的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什么心得？请您告诉我们。

库哈斯：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没有想到像您这样的人会问我关于建筑与色情的问题，您认为我的设计里面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贺承军：您认为这个确实很低俗吗？因为我也是研究建筑史的，来自盲目的想象也是无可厚非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建筑史里这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库哈斯：首先，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在和中国文化接触过程当中，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过程，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引起争议，就是在做CCTV项目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开会也是和很多人有过很激烈的争辩和讨论，有很多人提出很强烈的批评意见，混合着接受或者是不承认、不认可的态度，这让我相信在中国这个批评声音非常活跃，也是充满了活力，这是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活力的一个现象。

不管是对北京来说，还是对我来说，这座建筑是不可能在其他城市完成的，如果你看它作为图像的不稳定性、不完整性、不完善性来说，它其实和北京的整体情况以及各个方面都结合得非常好。我觉得在北京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或者说稳定性非常高的地方放一个特点模糊的、柔软的建筑，对于北京或者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姜珺：谢谢贺承军和黄伟文先生。

奥布里斯特：在你们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对未来的看法是什么，未来在你们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贺承军：未来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我个人小心翼翼地观察她，谢谢。

黄伟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未来应该是越来越好，但是需要我们把在这里探讨的问题逐项解决它。谢谢！

＊全文将发表于2010年3月出版的《生活》杂志，敬请关注。]]> ]]> Thu, 11 Mar 2010 05:01:57 +0800

欧宁：大家好！我是欧宁，本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我在这里很高兴邀请大家参加本次双年展最重要的对话活动，也就是深圳马拉松对话活动。我们今天邀请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著名策展人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为我们主持本次的马拉松对话活动。其实在2006年，当雷姆和汉斯在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做第一个24小时的马拉松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周末画报》对伦敦马拉松进行了报道。为了准备今年的双年展，我从去年11月就开始跟他们两位联系，在北京、伦敦、阿姆斯特丹都见了很多次面，跟他们讨论如何组织今天的马拉松。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库哈斯先生曾经跟我提到一本书，就是马克·里奥纳多(Mark Leonard)的《What Does China Think?》，他关注中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现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后我们把马拉松对话主题设定为The Chinese Thinking，也就是“中国思想”。有关他们两位我不用多做详细介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下面有请他们两位开始今天的马拉松活动。

奥布里斯特：非常感谢欧宁的介绍。我们今天非常兴奋参加本次马拉松活动，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拉松的形式以及起源。2005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德国小镇上的戏剧节邀请做一个采访项目，这是我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的，现在我已经有了2000多小时的采访录音，这是长期进行的项目。后来我在2006年到了伦敦蛇形画廊担任副总监。我和雷姆都做过很多采访，雷姆在60年代的时候采访过很多现代主义大师，包括达利等等，我也是从90年代起就采访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师、思想家和作家等。我知道要了解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学习。2006年在伦敦蛇形画廊的夏季临展馆项目里面，我们一起合作做了一个马拉松采访项目，是24小时全天进行的。从2000年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夏季临时展馆开始，蛇形画廊就组织了不同的对话和活动，2006年我们邀请雷姆设计这一年的夏季临时展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周都进行讨论，我们开始想到在他设计的夏季临时展馆中组织一个马拉松对话，这个活动就叫做“伦敦马拉松”，邀请了70多名被访者，跨越了不同的世代和学科，相当于一个知识的集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讨论了很多关于建筑的话题，也组织了很多关于视觉艺术的讨论会。也就是说要取得这样一种效果，要跨越知识的边界，延伸到每一个知识领域之外。

我们在伦敦的那一次讨论会中邀请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建筑师，我们背后的理念是要在这些不同的发言人之间激发出新的火花，同时也让不同领域的观众产生互动、产生交流。在伦敦，2008年我们又举行了“宣言马拉松”活动，2009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举办了“诗歌马拉松”。我们也开始在不同的城市举办过这样的活动，包括迪拜、卡塞尔、柏林，在柏林那一次是视觉艺术和戏剧的合作，去年元旦的时候在北京和维他命合作做了一个新年“迷你马拉松”。马拉松背后的概念不只是到不同的城市做演讲，而是把每次活动做成一个学习的过程、倾听的过程。

库哈斯：我想再解释一下关于马拉松的概念。作为欧洲人我们来到中国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可能我们会显得很愚蠢，因为我们不会说中文，我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得也很少，所以在我们冒犯任何人之前，在我们问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之前，我们想说我们完全认识、了解自己的无知，也向大家表示歉意。而马拉松的整个意义就在于我们要从我们的无知开始，在讨论和问答的过程当中消除我们的无知。

下面让我们开始发问吧。中国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如此重要？不管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可能大家都听了很多遍类似这样的说法，大家都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它的经济实力在将来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而且这个崛起的过程也是很和平的，不会跟任何国家作对，没有在世界格局当中造成任何紧张的局势，显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人们都看到了中国是信心十足的。我们想了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么信心十足，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观众对于这种信心是如何看待的，是不是这种信心让你们有了更多的空间？让你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更好的发展或者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在准备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其实看了很多不同的主题，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老是有一些词反复出现？特别是在我们访谈嘉宾的简历当中有一些词反复出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年龄大概都在40多岁左右，80%以上都是跟历史有关的，不管是写作或者是评论、研究都是和历史有关。

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这种对历史的关注是非常常见的。我认为在欧洲或者在美国、西方这种现象并不多见，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谈论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时期，中国的现在和历史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历史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一种宣言或者一种隐喻，来表达目前你们对于中国现状的思考？有时候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就像一个圈，总是在不断地循环，因此解读历史也就能对我们理解当下有一定的帮助，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另外一个在简历当中反复出现的词，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词。我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城市，城市的性质、城市的重建等，但是现在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农村，特别是“新农村”概念的提出，显然就是作为城市相反的概念提出来的。你们现在是不是把农村当成一种希望或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标志？我们同时也很惊讶地看到，访谈嘉宾的简历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危机”这个词。因为目前在美国、南美、欧洲，“金融危机”这个词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不管是哪个学科，不管是哪个职业，都在谈到怎么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重建自己的实力。但对于你们中国人来说，危机似乎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不是是一种遗忘或缺失？

另外一个兴趣点，我们想了解人本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访谈嘉宾的简历中有很多人提到了“人本主义”这个词，比方说《中国人本》的摄影展，人本主义在欧洲已经有一点过时了，不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灵感、令人感到兴奋的概念，但中国人本主义对你们来说有不同的意义？最后我们想知道的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如何理解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意义？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同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美国和欧洲已经非常边缘化了，已经不再能够向人们揭示某一种真理，而更多的是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种娱乐化对于知识分子产生的压力小很多，我们想知道是不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或者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姜珺：大家好，我是《城市中国》主编姜珺，也是这次马拉松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主要负责前期的调研和部分嘉宾的邀请。我们一共发出70多份邀请函，最终成行的有今天到现场的27人。在嘉宾的邀请方面我们主要注意到与两位采访主持人的要求相匹配，两位采访者都各自是在建筑界和艺术界里面知名的建筑师和策展人，但他们超出自己学科的重要特征，是他们又同时作为记者的身份，因为两位都非常频繁地在不同的领域里面进行采访。我们今天不仅仅邀请了建筑师和艺术家作为被采访者，我们同时也邀请了超出建筑和艺术之外的大量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大家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这些领域：从生态到地理、历史、经济、产业、政治、空间、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化、哲学和文明，当中比较遗憾的是生态和科技这两块我们想要邀请的人，大多由于忙于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不能过来。

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图解主要根据几个原则制作而成：其一，每个人箭头所指的方向是从原本的学科到他所跨越的学科，大家可以看到跨学科的不同轨迹之间形成了自己的密度，同时我们也发现不同的学科之间形成了一个知识的张力或者说学科的张力，我们今天希望马拉松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张力，不仅仅在采访者之间，我们也希望发生在众多被访者之间。

我先介绍一下嘉宾的阵容，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和台湾六个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有9人，上海1人，深圳5人，广州5人，香港5人，台湾2人，这里面主要以北京、深圳和广州为主，年龄层跨越了30年代（出生年份）到80年代，其中30年代1人，40年代1人，50年代8人，60年代9人，70年代7人，80年代1人，主要年龄段主力集中在30岁-50岁之间。

＊全文将发表于2010年3月出版的《生活》杂志，敬请关注。]]> ]]> Thu, 04 Mar 2010 17:34:29 +0800
Julia Linsen: A very warm welcome. What is the specific reason about your visit?

Ou Ning: Invited by Ole Bouman, I’m here to visit the 4th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iennale Rotterdam (IABR) and some Dutch urban researchers, architects, designers and artists, hoping to buil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2009 Shenzhen &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Architecture. My visit is part of NAi Visiting Programme.

Julia Linsen: W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of comparison between Beijing and Rotterdam in architecture and art?

Ou Ning: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for the sake of the 2008 Olympics, many landmark buildings emerged in Beijing, such as the Terminal 3 of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Bird’s Nest, Water Cube and the new CCTV tower. These buildings are to symbolize the rising status of China, which is the will of the state and has not much to do with people’s daily life. In contrast, in Rotterdam and Amsterdam, the urban plans and residential projects I saw all aim to revitalize the communities,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It reflects that the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Dutch citizen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Beijing. Speaking of art, Beijing receives wide attention and is full of artists, art institutions and art events while Rotterdam is relatively quieter without the warm atmosphere.

Julia Linsen: How will you use your experience as a designer, artist and moviemaker to curate the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and how did you learn from the last 2 editions)?

Ou Ning: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s, especially large-scale biennales. I think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exhibitions need to open their borders and learn from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s. The latter boasts a very efficient wa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which creates great influences in exhibition spaces while architecture exhibitions appear to be much primmer with the exhibition formats no more than models, diagrams and large amount of texts. To enrich the exhibition media of the ’09 SZHK Bi-city Biennale, I will add an architecture film festival which select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related films made since 1920s. Meanwhile, I will develop a special project about 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which invites 9 writers each of whom will write a novel about a completed architecture. These projects are all related to my interest in film and literature since long before. Regarding the last two editions, I fi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lternative practices of Taiwanese architecture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from Yung Ho Chang and the necessity of a strong administration team for a biennale from Ma Qingyun.

Julia Linsen: How much is your biennale still focused on western architecture themes and motives or are these interchangeable with the ones in China or India?

Ou Ning: Facing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fusion, the dualism to divide the world into east and west is out of effect. I find som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in Europe, such as some Balkan countries, suffer from the collusion of capital and power in their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t’s actually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China’s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 when developing national capitalism. The Bi-city Biennale has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doesn’t consider problems from regional angles. It encourages architects, urban scholars and artists to think of regional problems in a global context.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nnection between things, it often requires people to go beyond the geographic limitation and view globally.

Julia Linsen: How do you consider the opportunities for Dutch Architecture in China?

Ou Ning: Rem Koolhaas has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f Dutch architecture on Chinese people through his architecture practice and comments.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quite a few Dutch architects or architecture companies have undertaken projects in China. In China, as long as the economy keeps growing, the urbanization progresses steadily and the society remains stable, Dutch architects will still have lots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Julia Linsen: Why are architects form such a small country (the Netherlands) so well known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orm such a large country (China) so little known on a global level?

Ou Ning: China is so large that it faces many problems that small countries can’t even imagine. T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s rural and urban areas for example, in many small countries, the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very short so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dex of living, the sharing extent of public resources etc.) is not obvious, either. However, in China, there exists big ge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hich means it costs large amount of money to build roads and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to build complementar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Under the central bureaucratic system, it’s a tough task for China to balance its broad territories. In contrast, small countries can experiment in many aspects within a small scale and thus figure out the most professional and reasonable solution. This is why the Netherlands has the most outstanding architects in the world while China so far still can’t export good architects. China has so many architecture projects that the local architecture enterprises can’t digest, which gives many foreign architects opportunities to realize their dreams.

Julia Linsen: Which themes and subjects form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Chinese architects today?

Ou Ning: In fact, Chinese architects are very busy today. The problems they are facing is no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but how to rebuild their social status, how to react to the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how to summarize the architecture practices and thoughts under this special age of China and provide helpful experiences for global academic use?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ey are facing today is not how to make their designs as eye-catching as possible but how to involve architecture into society more and how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Julia Linsen: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Dutch Architects in China?

Ou Ning: With the large-scale landmark architectures completed one after another, China will be very much in need of those architects and urban designers who have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s and who can develop residential and public project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If Dutch architects can combine their experiences in this aspect and China’s reality, the outcome will be very worthwhile.

Julia Linsen: What can we expect from Chinese architects if they will compete with the Western?

Ou Ning: Though most of the Chinese architects active in China today used to stud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or received western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n China, they all have strong desire to continue the construction traditions developed in the architecture practices since ancient China, or to find new materials and structure methods locally and develop China’s ow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structures and aesthetic systems through their practic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hether they can combine Chinese methods with universal values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trend with local specialties is worth most expectation for the world.

Julia Linsen: Will the CCTV tower eventually be more well known than the Great Chinese Wall?

Ou Ning: Though a large fire made it the spotlight of press or the discussion of its “erotic” shape gets rampant recently in China, none of these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architecture and the latter is even a bit boring. Many ordinary people know the new CCTV tower but it can’t be more famous than the Great Wall unless you enlarge its size 100 times!

Proofreading by April Zhang, Shao Foundation, Beijing.]]> ]]> Fri, 26 Feb 2010 00:52:33 +0800 http://tr.im/PLU9) 令人对中国铁板一块的政治现实更感悲哀。没有任何迹像显示艾在党群结社，反而他在成都与警察对峙时所表现出来的过份冲动、没有缜密的法律逻辑、缺乏对话策略等（见于《老妈蹄花》），可以证明他并非一个职业革命者。

他只是一个以个人身份去捍卫自己理念的艺术家，在今日中国社会，鲜有勇者如他这般，敢于去挑战和撼动如此庞大复杂、积习难改的政党体制、利益集团和警察系统，但是，他离一个具有周密的统筹能力和政治谋略的民主领袖的标准还很远。

不要再期望会有另一个党派来领导和改革社会，今日的社会运动不再是党争，革命也不再是夺权，而是个人的自觉和努力汇集成河，凝聚成一股更大的力量，不是瞬间山河变色，而是漫长的社会运算，一点点靠向愿景。党派政治只是权力更替的游戏，它没有任何进步可言，反而像艾的这种个人实践应成为楷模。

社会运动常常失之于口号过于宏大高远，手法过于僵硬无情，参与者过于严肃寡趣；有艺术家的参与，有更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有更多的个人诉求，有人性的闪光，有感情的投入，它才容易衍为泱泱洪流。

指责他沽名钓誉是不公平的，因为个人力量需要公正强大的媒体的协力。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这个社会才会有救。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是，“没有任何英雄，任何一个人站出来都是英雄”（ Noam Chomsky）。]]> ]]> Fri, 19 Feb 2010 14:19:50 +0800

比尔包(Bilbao)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人口只有40多万的城市，原本寂寂无名，因为Frank Gehry在那里设计了一个古根汉美术馆，一下子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使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危机中复活，转型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新兴旅游城市。“比尔包效应”(Bilbao Effect)是最广为人知的城市更新的成功个案，它进入了众多大学的城市设计课程，催生了不计其数的论文，更被艺术界人士、创意经济发烧友和城市管理者引为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自此，很多人对“一个建筑就能激活一个城市”，“艺术有助城市复兴”等深信不疑。

比尔包的历史始自1300年。19世纪初，它是西班牙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城市，因为周边的山地中蕴含丰富的铁矿，加上有河运和优良海港，很快成为钢铁和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吸引大批劳动力聚集，人口急增，城市不断沿着纳尔温(Nervion)河两岸扩张，从而形成了今日的大比尔包地区的格局，也成为巴斯克(Basque)自治区的经济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亚洲地区廉价劳动力的兴起，欧洲工业开始出现危机，比尔包亦不能幸免，而工业时代对纳尔温河的污染却积重难返。一直到1999年古根汉美术馆开业两年后，根据《纽约时报》记者Denny Lee的亲身回忆，河里仍是污泥淤积并伴有阵阵恶臭。

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崩溃造成的失业现象，加上巴斯克地区一直以来潜伏着的分离意识，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发，比尔包被迫背水一战，寻求城市翻身的机会。根据一直负责城市规划的副市长Ibon Areso Mendiguren的介绍，当时古根汉美术馆到欧洲各城市寻求建立分馆，它开出的条件是只提供美术馆运营的软件，而不负责任何建造费用，这种苛刻的条件，加上欧洲一直以来对美国文化的抗拒，竟没有一个城市愿意接纳，巴斯克自治区政府和Bizkaia省政府决定违背民意，用约1亿美元的建造预算赌一把，结果大获全胜：根据2004年的统计，古根汉美术馆为巴斯克自治区创造了4842个工作岗位，为这一地区的GDP贡献了184百万欧元以及3千万欧元的公共基金。2005年，它接待了965082位游客，其中63%为国际游客。

在委托Frank Gehry设计古根汉美术馆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比尔包都市振兴战略计划”在酝酿和执行。因为意识到工业危机并非一时之痛，而是一种产业结构的根源性问题，再加上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比尔包决定施行城市转型的手术。“比尔包都市振兴战略计划”包括了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建立更多教育和培训机构；发展混合型经济，培植多样化的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城市的可达性和通勤能力，改善交通系统包括兴建一个新国际机场；环境整治，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帮助企业发展“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 friendly)型的技术；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修复旧城，促成其再生；增加大量文化设施；发展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等等。

在这个大的战略框架下，比尔包首先对海港进行扩建（现在它已经可以接纳前来参观古根汉美术馆的巨型游轮）；又增加地铁线路并邀请Norman Foster进行设计；新机场耗资9千万欧元，是西班牙著名建筑师Santiago Calatrava的手笔；有轨电车耗资2千万欧元，用来链接新旧城区；清理了纳尔温河(现在已经没有异味了)，修建了新的桥梁，拓宽河畔人行道并增设绿地和公园；新的音乐厅、酒店和办公室全部延请世界知名建筑师设计。在一本官方出版物《比尔包：城市的转型》(Bilbao: The Transformation)上，它骄傲地宣称：“比尔包是一座建筑之城，是最新的当代建筑潮流的实验室，是普利策奖获得者之城”——因为已有五位普利策奖得奖建筑师为比尔包提供建筑设计或总体规划，他们包括Rafael Moneo（设计Deusto大学图书馆）, Zaha Hadid(为Zorrotzaurre半岛提供总体规划), Norman Foster, Frank Gehry和Alvaro Siza(设计巴斯克大学演讲厅)。

在2006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出身巴斯克自治区的Norman Foster夫人Elena Foster纠正迈阿密的地产商Craig Robins说，是建筑，而不是艺术，促成了“比尔包效应”的诞生。是的，除了建筑，比尔包还有什么呢？我在去之前只知道Frank Gehry的古根汉美术馆，对其它一无所知，去了之后，知道了更多大师的建筑，仅此而已。在2007年发表在《纽约时报》旅游版的一篇报道上，Denny Lee写道：

只有建筑并不能令一个城市奏效。比尔包穿戴整齐了，却未想好要去哪里。“我们的本土文化还未能与古根汉美术馆进行有效的整合”，负责策划和执行“比尔包都市振兴战略计划”的Bilbao Metropoli 30公司总经理Alfonso Martínez Cearra说，“这里仍然是一个工业城市。” 比尔包城市品牌与城市本身的脱节体现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当Casco Viejo狭窄的街道上再次挤满了泡吧的年轻人，大麻的味道从Calle de Somera一个酒吧外面的人群中飘来，人群中有位叫Ikel的22岁年轻人，他要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我从未去过古根汉美术馆”，他一边喷烟一边开始像个扫大街的工人那样机械地洗擦着鹅卵石上的啤酒和尿液，“那是专门给游客去的。”

在上述中国美术馆的同一个讨论会上，我就曾批评过其它城市对“比尔包效应”的盲目仿效。“比尔包效应”被谈论太多，但它并不是城市再生的万灵药。每个城市都要针对自己的历史条件和个性特点来寻找发展的空间，特别是中国城市，并不是多引进几个国际美术馆，多规划几个所谓的艺术园区就能提升城市品牌，就能带动城市经济。正如有人经常批评的Richard Florida，他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在全世界流毒太深，他那套创意经济理论会导致全世界城市的单一化，城市被过度设计，不仅会遮蔽城市其它方面的个性和文化，还会因为新的建设而侵害本地居民的利益，导致他们无法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所以他移居多伦多后有人不欢迎他，还被《多伦多星报》嘲讽“蜜月期已过”。

我到比尔包本想对它作一番深入的个人探寻，无奈抵达后即被安排了密集的行程，三天时间自始至终都在一个官方的解说版本中浏览这个城市，根本无法自己摸索和见证。不过庆幸的是，在建筑之外，他们并没忘记推介巴斯克美食和西甲联赛中声名显赫的比尔包竞技队。

1575年的比尔包

1876年比尔包的拓展规划

工业时代的纳尔温河

比尔包船运业一直很发达

Norman Foster设计的地铁出口

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比尔包机场

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纳尔温河上的桥

从Vizcaya Bridge上远眺比尔包]]> ]]> Tue, 16 Feb 2010 21:52:22 +0800 Benedetta Tagliabue是今年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的建筑师。她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89年自威尼斯建筑学院毕业，1990年初在纽约认识著名西班牙建筑师Enric Miralles后两人结婚并成立建筑事务所EMBT。2000年Miralles去世，Tagliabue独力支撑事务所至今。他们的著名作品包括在巴塞罗那的Gas Natural总部大楼和Santa Caterina市场等。

Benedetta Tagliabue在她巴塞罗那的事务所(Miralles Tagliabue EMBT)介绍她的设计项目。

她在今年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的结构模型前。

西班牙馆的结构形似一个篮子。

西班牙馆将取用不同的藤条来装饰立面。

另一种藤条。实际建造时采用中国山东出产的藤条。

EMBT的建筑师们在工作。

2005年建成的Santa Caterina市场是EMBT的名作之一，就在Benedetta Tagliabue的巴塞罗那住所附近。它的屋顶的彩色拼图特别绚丽，从周边高楼上向下望非常赏心悦目。它曾参加2006年Terence Riley在纽约MoMA策划的展览On-Site: New Architecture in Spain。

市场里的餐厅Santa Caterina Cuines。它主营地中海海鲜以及亚洲融合风格的菜系。

Santa Caterina Cuines入口的Logo装饰。

同样也在巴塞罗的Gas Natural总部大楼，也参加了MoMA的On-Site展。

Gas Natural总部大楼悬挑出来的部分。

Benedetta Tagliabue的家是一幢老宅。这是书房。

客厅。

花园。

小泳池。

泳池旁供休息的沙发和坐垫。还可以在水中看投影。]]> ]]> Sat, 13 Feb 2010 00:37:11 +0800

“竹屋”位于马德里Carabanchel区，是马德里市住宅与土地公司(EMVS)发展的社会住宅。它是个占地1607.2平方米、高19.2米的单体建筑，共5层，地面为花园及共享空间，可容纳88户低收入住户。设计者为西班牙建筑师Alejandro Zaera(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

“竹屋”每户均拥有阳台，阳台外有竹子编织成的可开关的窗户，既可遮阳，亦可营造隐私空间。它还采用了节能的设计，加强了水的回收利用。

“竹窗”同时也构成了整幢建筑的外立面，接近地基部分种植花草。从远处看，整幢建筑都被竹子包裹起来。为了防止有人故意纵火，竹子均涂上防火材料。在上海世博会上复制的“竹屋”将在外立面加建一个扶手电梯，引导观展人流，室内则全部改为展示功能。

“空气树”是欧盟委托的“生活计划”(Life Programme)之一，它位于马德里近郊的一个大型住宅区内的生态步行道(Ecobulevar de Vallecas)上，功能类似于中国的凉亭。因为这片社区的绿化尚未生长起来，于是建筑师Belinda Toto和Jose Luis Vallejo被委托设计出这样的临时的公共空间，供居民使用。

它是一个圆形的构造，围合成一个半露天的休憩空间。

内部的水雾化(水－空气)装置以及爬藤植物可以使湿度增加，温度降低(降幅可达八至十度)，以此调节马德里夏季干燥和炎热的天气。

在同一条生态步行道上，建筑师还设计了另外两个Pavilion，不过没有拿到上海世博会展出。这个是“游乐树”(Play Tree)。

在它下面可以荡秋千。

这个好像没有安放水雾化装置。

第三个是“媒体树”(Media Tree)。

尺度和前两个一样巨大。

内部安装的LED可以滚动发布各种信息。

与前两个不同的是，它加了一个半透明的顶。

建筑师Belinda Toto(中)，她的事务所名为Ecosistema Urbano。这三个Pavilions峻工于2007年，曾获AR年轻建筑师设计奖(伦敦，2007)。]]> ]]> Fri, 12 Feb 2010 05:16:27 +0800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of SONIC YOUTH etc.: SENSATIONAL FIX, with two vinyl records by Thurston Moore and Kim Gordon.

SONIC YOUTH etc.: SENSATIONAL FIX是一个关于乐队Sonic Youth的大型展览，从2008年开始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巡回，今年2月2日开始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卫星城市Móstoles作最后一站的展出。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乐队音乐历史的展览，而是致力于梳理Sonic Youth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与众多的视觉艺术家、作家、电影人、设计师以及其它创作力量的交集，因此从展品的收集，到展览空间的设计以及展览的叙事编排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Sonic Youth是公认的八十年代以后最“艺术”的美国乐队，他们不仅自己创作艺术作品，而且经常与其他艺术家进行合作，与他们合作过的艺术家或受到他们音乐影响的艺术家可以拉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这个展览共有超过150件的作品，被安排在CA2M(Centro de Arte Dos de Mayo)共三层的空间中，可以是美国最近三十多年以来地下文化、音乐、影像和艺术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乐队四位固定成员中，Kim Gordon和Lee Ranaldo都是学习艺术出身，在1981年组成Sonic Youth之前，Kim Gordon在纽约间或为画廊工作，并给Artforum杂志撰稿，有时还有自己的策展项目；而Lee Ranaldo曾学习绘画和版画，并对电影和哲学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们对纽约的文化和艺术圈子非常熟悉。Dan Graham是Sonic Youth过从甚密的艺术家之一，曾为他们拍摄了大量的演出录像，而给他们的唱片创作封面的艺术家则更多，包括James Welling, Richard Kern, Gerhard Richter, Raymond Pettibon, Mike Kelly, Marnie Weber, William Burroughs, Richard Prince, Christopher Wool和Jeff Wall等等。Sonic Youth也经常与诗人Allen Ginsberg合作现场朗诵。在一次为Neil Young做暖场演出后，他们开始被更广泛认识，开始成为吉他噪音乐派的传奇乐队。

我大约在1994年第一次接触Sonic Youth的音乐。当时Dickson Dee(李劲松)从他在香港的唱片厂牌Sound Factory带来很多他们代理发行的唱片，其中就有一张Sonic Youth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Bad Moon Rising，从这张唱片开始我再去听他们更多的音乐。九十年代初正是吉他噪音大行其道的时候，那时英国众多的独立唱片厂牌代理的乐队都受到Sonic Youth的影响。1995年我组织John Zorn和山冢爱到深圳、广州和北京演出，发现山冢爱也经常和Sonic Youth合作演出，他的极端人声和Sonic Youth的吉他噪音可谓相得益彰。当时我一心想做唱片厂牌，注册了一家公司，就叫Sonic China，因为实在太过喜爱Sonic Youth这个名字。2007年Sonic Youth来北京星光现场演出，我发现Kim Gordon已经变成皱皮老妖，Lee Ranaldo已经满头白发，真有一种“看灯人异去年容”之感。现场没什么惊喜，不过倒是发现他们有了一队北京的接班人，那就是当天为他们做暖场演出的Carsick Cars，从此我就变成了后者的粉丝。

在西班牙撞上Sonic Youth的展览完全是偶然。老实说，Lee Ranaldo的开幕表演真是一般，但看见那么多与他们相关的艺术作品的真迹，倒是很惊喜。我向CA2M的总监Ferran Barenblit索要了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英文展览画册，以此作为我年轻时音乐趣味的纪念。这是个完结，因为今天我再也不听Sonic Youth，而只会为Carsick Cars这样的年轻人的音乐而激动了。

Michael Morley, You Pose You Lose, 2008

Christian Marclay, Untitled, 1987

Raymond Pettibon, No Title(You Can Call) , 1986

William Burroughs & Allen Ginsberg, Untitled, undated

Dan Graham, Sonic Pavilion for Punk Rock, 2008

Tony Oursler, Sound Digressions in Seven Colors, 2006

Sonic Youth不同时期的唱片和演出海报

Sonic Youth不同时期的演出宣传单张

开幕当天的展场

在作开幕表演的Lee Ranaldo]]> ]]> Thu, 11 Feb 2010 17:17:07 +0800

Sonic Youth的展览在马德里近邻的小城市Móstoles的CA2M(Centro de Arte Dos de Mayo)开幕, 它的吉他手Lee Ranaldo与当地弗朗明哥手一起合作的开幕表演。]]> ]]> Thu, 11 Feb 2010 00:46:34 +0800

零时六点，札幌还在夜色中，暗黄的路灯和惨白的积雪渗和在一起，多数人仍在沉睡，我拖着行李箱，还有通宵未眠的身体，匆匆离开，搭乘高速列车前往千岁，赶一班早飞机。我有点享受这种寒冬夜行人的感觉，有种不确定的茫然，有点点儿寂寥，就像手中的香烟，在风中一闪一闪。雪花纷纷扬扬，车站遥遥在望——那不是终点，而是出发的地方。

尽管昏昏欲睡，我还是想多看一眼这个风雪挟裹的地方。铁路两旁沉睡着许多低矮的房子，空空的街道，连绵寂静的雪原，把我三天短暂停留的记忆进行急冻，然后快速滑向身后看不见的远方。这三天都是见人，参加活动，在小酒馆里喝酒喧闹，浅尝一下露天风吕和在雪地里滚爬的滋味，要说的都在围脖里说了，再没什么可说的。我在心里盘算着再来，要深入这个雪国深藏的秘密。]]> ]]> Sat, 16 Jan 2010 01:01:12 +0800

François Penz：城市交响曲电影

日期: 2010年1月22日
时间: 2:00pm-4:00pm
地点: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原深圳市规划局）报告厅

“如果20世纪没有电影，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会完全不同……电影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观察的方式。”——Wim Wenders

对应早期城市\建筑电影展，零九深港双城双年展特邀横跨建筑和电影两个领域的剑桥大学教授Francois Penz先生谈谈「城市交响曲」这一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类型。

「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产生，改变了我们观察和理解城市的方式──他们通过电影画面建立批判性的联系，隐喻现代化大都市的兴起───城市交响曲给城市提供了空间，让城市可以表演，既担当角色又担当主题，让我们洞悉复杂的城市现象。

尽管「城市交响曲」电影的黄金时代（19世纪20和30年代）早已过去，但时至今日仍有人在制作这一类型的电影。这一电影风格渗入到了当代音乐电影、艺术品和小说创作中中，对纪录片更是有颠覆性的影响。

Penz的演讲将追溯「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历史发展，探讨它们的价值和与当代艺术、文化以及城市规划设计的关联。

François Penz

博士，学建筑出身，现在剑桥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教授建筑与电影课程。他创立了剑桥大学电影工作室，最近又创立了设计、视觉化及交流数字研究工作室并负责培养博士生。他同时在屏幕媒体和文化这一跨界硕士生项目任教。Penz先生目前在Narrascape──以中英两国城市环境为叙事系统的两年期的研究项目中担任首席研究员。他也是达尔文学院的研究院和独立电视、广播和新媒体制作公司Screenspace的创始人之一。]]> ]]> Fri, 08 Jan 2010 18:16:29 +0800
Photograph by David Vintiner.

受零九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邀请，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Sou Fujimoto）将于1月11日（周一）下午3点在深圳圆筒艺术空间做演讲。他亦是本届深港双城双年展的参展人。

生于1971年的藤本壮介是日本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建筑师之一。2000年，他创建了藤本壮介建筑师事务所。团队由15位建筑师、设计师、工艺师和研究员组成。不管是房屋、临时装置还是医疗和文化设施，他们的设计总是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掌声。先锋的设计给事务所带来了众多的奖项，包括《建筑评论》大奖（AR Award Grand Prize） 、2008 日本建筑家协会大奖（2008 Jap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Grand Prize，授予其作品儿童精神康复中心（Children’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Center）），2008巴塞罗那世界建筑节一等奖（ the first prize award at the World Architectural Festival 2008 in Barcelona）和2009年《Wallpaper》奖（Wallpaper Award 2009）。

藤本壮介经常用“原始”形容他的作品。他把建筑实践看成是探索世界和人道的一种方式。为本届深港双城双年展，他设计了一群「会走路的椅子」，这些椅子给深圳市民提供了观看城市环境的不同角度，同时动员他们迈开步子，和他们的邻居──香港走得更近一点。这位建筑师曾受邀在伦敦蛇形画廊、麻省理工学院及世界各地多处机构做讲座。本次在深圳他将和大家分享他的「原始未来」哲学并介绍藤本壮介事务所最近的作品和背后的故事。机会难得，请别错过。

日期：2010年1月11日（周一）3:00pm
地点：圆筒艺术空间，深圳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8号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原雕塑院）1楼

藤本壮介建筑师事务所的作品:

儿童精神康复中心 （Children’s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日本北海道

Final Wooden House. Photograph by Iwan Baan.

House before house. Utsunomiya City, Tochigi Prefecture. 摄影：Iwan Baan.

HOUSE N，日本大分县。摄影：Iwan Baan]]> ]]> Fri, 08 Jan 2010 02:58:46 +0800

视频原始链接: http://tr.im/JIz8

文字和图片报道请看：http://www.wallpaper.com/architecture/shenzen-hong-kong-biennale-2009/4167]]> ]]> Fri, 01 Jan 2010 02:08:52 +0800

from 河南林县, December 31, 2009]]> ]]> Tue, 29 Dec 2009 23:32:56 +0800
在北京西站坐动车，约一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定县(今改称定州市)。

冬天的华北农村，光秃秃，一遍荒芜。

翟城村曾是晏阳初三十年代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今天约有1200户，5000多人，望天椒是他们的主要作物，出口至香港、日本和韩国。

温铁军2003年在此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希望接续晏阳初的平教和乡建精神。

因为遭遇政治瓶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6年停办。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设计的两幢房屋。

谢英俊设计的另一幢房屋。

谢英俊设计的生态厕所。

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我们住在村副支书米金木家里，听到他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我惊讶不巳。她虽是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曾是乡建学院办的《翟城报》特约通讯员，一边照看孙儿一边写作。六十多岁了，教她使用新浪微博，一教即会，学习能力惊人。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 Thu, 17 Dec 2009 21:31:27 +0800 首次的马拉松对话活动之后在中国的又一次尝试。本次对话名单及中文新闻稿见后，免费自由参加。

SHENZHEN MARATHON:
The Chinese Thinking

Hans Ulrich Obrist & Rem Koolhaas interview 30 of China’s leading figures
22 December, 2pm – 10pm
Shenzhen Civic Centre

http://www.szhkbiennale.org/en/

As part of 2009 Shenzhen &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 \ Architecture, Rem Koolhaas and Hans Ulrich Obrist will host an INTERVIEW MARATHON at the Shenzhen Civic Centre on 22 December.

In an exhilarating and cerebral non-stop, eight-hour event, Koolhaas – the architect of the new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under construction next to the Civic Centre – and Obrist – co-director of exhibitions and programs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t London's Serpentine Gallery – will interview 30 of China’s leading figures from the fields of media, economics, politics, planning, architecture, the arts, relig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heme of this urgent dialogue is THE CHINESE THINKING.

What is the intellectual, creative, and political underpinning of China’s burgeoning economy, its rapid urbanization, its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its new power status in a bi-polar world? What are the costs, and the blindspots, of this rampant growth? And what is the special role played by Shenzhen as a laborator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broad range of participants –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 will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nd insight into China’s current conditions. This marathon event is organized by Ou Ning, chief curator of 2009 Shenzhen &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 \ Architecture, with research by Jiang Jun, editor of Urban China magazine.

Hans Ulrich Obrist invented the interview marathon concept in Stuttgart in 2005 as an experimental new kind of public event that bridges panel discussion, exhibition, and performance. In 2006 the concept evolved as Rem Koolhaas joined Obrist in interviewing over 70 people in a 24-hour marathon that took place in the Serpentine Gallery’s summer pavilion, co-designed by Koolhaas and structural designer Cecil Balmond. The pavilion was one of an ongoing series of annual architecture commissions conceived by Serpentine director Julia Peyton-Jones. Obrist and Koolhaas now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the rapidly growing city of Shenzhen as a way into THE CHINESE THINKING.

Confirmed guests:

AI Xiaoming (艾晓明) – documentary maker, feminist scholar and activist
AN Ge (安哥) – legendary photographer of life under Deng Xiaoping
Yung-Ho CHANG (张永和) – Dean of architecture at MIT, curator and architect
CHANG Ping (长平) – journalist and social critic for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CHEN Tong (陈侗) – founder of art institution Libreria Borges
Samson CHIU (赵良骏) – Hong Kong-based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FENG Yuan (冯原) – critic and urbanist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Victor Zhikai GAO (高志凯) – Deng Xiaoping’s translator, now a columnist
HE Chengjun (贺承军) – architecture critic
HE Huangyou (何煌友) – photographer of Shenzhen since the 1960s
HSIEH Ying Chun (谢英俊) – Taiwanese architect and contractor, director of Atelier 3
HU Xiangqian (胡向前) – artist
HUANG Weiwen (黄伟文) – ex-design-director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lanning Bureau
JIANG Jun (姜珺) – 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magazine
LEUNG Man Tao (梁文道) – public intellectual, TV host, writer
LI Yong (李勇，网名十年砍柴) – journalist and blogger
LIU Xiaodong (刘小东) – contemporary figurative painter
Local Action (本土行动) – Hong Kong-based group for democratization in urban planning
LU Jie (卢杰) – curator
MENG Hui (孟晖) – writer and editor
OU Ning (欧宁) – writer, artist, chief curator of Shenzhen Biennale
QIU Zhijie (邱志杰) – artist
Thomas Z. SHAO (邵忠) – chairman of major publishers Modern Media
SHU Kexin (舒可心) – community activist with background in engineering
TANG Jie (唐杰) – vice mayor of Shenzhen
WANG Jianwei (汪建伟) – artist
WANG Shi (王石) – chairman of China Vanke
WU Yin-Ning (吴音宁) – Taiwanese writer, poet and activist
Marisa YIU (姚嘉珊) – architect, chief curator of Hong Kong Biennale
YUAN Weishi (袁伟时) – critical historian and writer
ZHANG Nian (张念) – feminist and cultural critic
ZHU Wen (朱文) – writer, poet, director of Seafood, winner of Grand Jury Prize at Venice, 2001

中文新闻稿：

中国思想
深圳马拉松对话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采访三十位中国重要人物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2: 00-10: 00
深圳市民中心

http://www.szhkbiennale.org

作为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重要的组成部分，12月22日，在深圳市民中心，著名建筑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著名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将主持一场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对话活动。

在这场令人振奋的八小时头脑风暴中，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大楼（正在建设中）的建筑师——库哈斯和现任伦敦蛇形画廊展览项目总监与国际项目总监——奥布里斯特将采访三十位大中华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经济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媒体工作者、智库成员和社会行动者等，对话的大主题可以凝练为四个字“中国思想”，致力于描绘一幅大中华地区目前文化生产和当代思想的集体肖像。它将是一个大熔炉，为二十一世纪的众多重要议题烧铸新的思想和见地。

是什么样的知识、创造和政治力量在支撑着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城市化进程、创意产业和在当今二极世界中的新地位？这些飞速增长的代价和盲点是什么？深圳，作为中国的实验室，又在扮演着怎样的特殊角色呢？

从中国内地到香港和台湾，广泛的对话者会对大中华地区的现状产生新的认识和深入的见解。这场马拉松对话活动由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欧宁组织，由《城市中国》杂志主编姜珺和AMO的James Westcott协助调研工作。

奥布里斯特在2005年于斯图加特率先发起了这一结合了讨论会、展览和表演的实验性公共活动形式。为了给新建的蛇形画廊夏季临时展馆（库哈斯和Cecil Balmond设计）热场，奥布里斯特携手库哈斯于2006年，在蛇形画廊夏馆举办了一场二十四小时访谈马拉松，召集了大约七十位不同的伦敦各界精英参与访谈。该馆是由蛇形画廊总监Julia Peyton Jones所开创的年度建筑委员会的进行项目之一。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现在把目光投向了深圳，期待着从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身上了解中国最新的思想动态。

对话名单：

艾晓明 – 纪录片制作人、女性主义学者及实践者
安哥 – 拍摄邓小平时代的传奇摄影师
张永和 –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策展人、建筑师
长平 – 《南方都市报》社论作者
陈侗 – 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创始人
赵良骏 – 香港电影导演及编剧
冯原 – 中山大学教授，文化评论家及城市研究专家
高志凯 – 邓小平生前翻译专员，现为专栏作家
贺承军 – 建筑评论家
何煌友 – 60年代至今拍摄大量深圳的纪实图片
谢英俊 – 台湾建筑师，第三建筑工作室／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
胡向前 – 艺术家
黄伟文 – 前深圳市规划局设计处处长，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姜珺 – 《城市中国》杂志主编
梁文道 – 公共知识分子, 电视主持人，作家
李勇(网名十年砍柴) – 记者及博客撰写人
刘小东 – 艺术家
本土行动 – 香港民间团体
卢杰 – 策展人
孟晖 – 作家及编辑
欧宁 – 作家，艺术家，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
邱志杰 – 艺术家
邵忠 – 现代传播集团主席
舒可心 –社区行动者
唐杰 – 深圳副市长
汪建伟 – 艺术家
王石 – 万科集团主席
吴音宁 – 台湾作家，诗人
姚嘉珊 – 建筑师，2009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
袁伟时 – 历史学家
张念 –女权主义者及文化评论者
朱文 – 作家，诗人，电影导演，2001年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获奖者

媒体采访报道联络人：张晴
Tel: +86 755 8831 6511-111
Email: april.zhang@szhkbiennale.org]]> ]]> Tue, 08 Dec 2009 05:05:00 +0800


主展场市民广场开幕式：



南山分展场开幕活动:



弱! 建筑团队开幕特别活动:

]]> ]]> Sun, 06 Dec 2009 00:44:32 +0800
主展场市民中心东北广场上的刘家琨作品《随风2009》

主展场市民中心东北广场上的弱!建筑团队作品《茧》。

欧宁，张铁志，谢英俊和Marco Casagrande。

《茧》内的清谈会。左起：张铁志，谢英俊，欧宁，Marco Casagrande和阮庆岳。

欧宁在朗诵他写于1990年的三首诗歌《欢迎你的登陆》《由于我年仅二十》《空城》。

南山分展场里Franceschini and Allende/Futurefarmers的作品《超级转盘》在开幕当天人气超旺，小孩和大人均争先一试。

南山分展场开幕活动Artist Talks第一期举行, 由策展人Kayoko Ota（左二）做主持, 列席：Jeffrey Johnson, Alexandar Sberdlov, Mathieu Borysevicz, Thomas Scherzer。

总策展人欧宁在南山分展场开幕式上致辞。

唐杰市长，参展艺术家Alexandar Sberdlov, Thomas Scherzer，总策展人欧宁和策展人Kayoko Ota在南山分展场开幕式上。

益田分展场上已故旅法艺术家陈箴的作品《蹦乐》。

《蹦乐》近观。

小朋友们在《蹦乐》上蹦跳，它下面的铃铛发出音乐。

《蹦乐》的铃铛由子弹改造而成，艺术家希望人类的欢乐可以代替战争。]]> ]]> Sat, 05 Dec 2009 03:55:21 +0800 ]]> ]]> Fri, 04 Dec 2009 10:17:05 +0800

在这个开幕倒数第三天的最新视频中，你将看到来自丹麦的电影导演Kaspar Astrup Schröder在深圳拍摄他的跑酷影片《我的游乐场》（与Bjarke Ingels/BIG及哥本哈根和深圳的跑酷少年合作）的情况，以及已故旅法艺术家陈箴的大型装置《蹦乐》、旧金山艺术家Rigo 23的《雪牛站》、法国艺术家和建筑师Didier Fiuiza Faustino的《双喜》、奥地利建筑小组feld72的《公共拖车》、深圳建筑师冯果川与筑博建筑工作室的《摇摇屋》、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行走的椅子》、北京建筑组合开放建筑（李虎与黄文菁）的《红线公园》、北京MAD建筑事务所（马岩松）的《广场上的怪物脚印》、新加坡建筑组合偏建设计的《人工制品：幕墙》、郑国谷与阳江组的《城乡规划法》、巴西建筑组合Triptyque的《新生物》、 英国摄影师Charlie Koolhaas的《有关拉各斯与迪拜的艺术考 》、西安年轻艺术家刘晓亮的《拆迁》和日本建筑师小松敏宏的《珠江水之墙》 等等作品的最新布展情况，还有来自法国的OURGROUP和英国的aberrant architecture的成员们的身影。]]> ]]> Fri, 04 Dec 2009 06:18:09 +0800 *章节阐述请参考展览叙事《一个叫深圳的城市》
*更多信息，请访问双年展官方网站：http://www.szhkbiennale.org

*The 09SZHKB has 6 chapters and 63 participating projects.
*To understand each chapter, please read the exhibition narrative A City Called Shenzhen.
*For more info,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09SZHKB: http://www.szhkbiennale.org/en/

珠江水之墙 Water Wall (Pearl River)
小松敏宏 Toshihiro Komatsu / 日本 Japan

深圳：声音的社会测量 Shenzhen: Social Measurement through Sound
林其蔚 Lin Chi Wei / 中国台湾 Taiwan

中心区填空 Central Axis Plug-in
黄中汉，刘思钊及林恬 Huang Zhonghan, Liu Sizhao and Lin Tian / 中国 China

深圳是我家 Shenzhen: My City
何煌友 He Huangyou / 中国 China

1980年的深圳 Shenzhen in 1980
Leroy W. Demery, Jr. / 美国 USA

城市演义 - 深圳蔡屋围研究
City Metamorphosis – Shenzhen Caiwuwei Research
IDU_建筑设计 IDU_Architecture / 中国香港 Hong Kong

百日谈 100 Days of Stories
西部大开发项目 Go West Project / 中国 China

学习云 The Learning Cloud
Salottobuono / 意大利 Italy

International Festival 的四生态学说 Four Ec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Tor Lindstrand and Marten Spangberg) / 瑞典 Sweden

雪牛站 Snow Bull Station
Rigo 23 / 美国 USA

深圳图腾柱 Totem Pole of Shenzhen
鸟光桃代 Momoyo Torimitsu / 美国 USA

都市水环 Urban Aqualoop
WORKac / 美国 USA

新生物 Creature
Triptyque / 巴西 Brazil

沙笼 Urban Oasis
朱锫建筑事务所 Studio Pei-Zhu with ARUP / 中国 China

城乡规划法 City-Countryside Urban Planning Law
阳江组（郑国谷，陈再炎及孙庆麟）
Yangjiang Group (Zheng Guogu, Chen Zaiyan and Sun Qinglin) / 中国 China

深圳市民广场蓝图 Shenzhen Civic Square Blueprint
刘国沧 & 打开联合工作室 LIU Kuo-Chang & OU Studio / 中国台湾 Taiwan

随风2009 With the Wind 2009
家琨工作室 Jiakun Architects / 中国 China

「茧」The Bug Dome
弱！建筑（谢英俊，阮庆岳及Marco Casagrande）
WEAK! Architects (Hsieh Ying-chun, Roan Ching-yue and Marco Casagrande) /

掠夺之城：空间假设的地理学
LandGrab City: A Geography of Spatial Prostheses
Joseph Grima and Jeffrey Johnson with Jose Esparza / 美国 USA

有关新奥尔良、地拉那、深圳等地的绘画
Diagrams for New Orleans, Tirana, Shenzhen and Elsewhere
Marjetica Potrč /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公共建筑 Public Building
白小刺 Bai Xiaoci / 中国 China

一处在深圳河畔的空地 A Wasteland in the Shenzhen River
Lara Almarcegui / 荷兰 Netherlands

拆迁 Demolition Relocation
刘晓亮 Liu Xiaoliang / 中国 China

深圳共享住宅 Shenzhen Shared Housing
KUU / 中国 China

视觉延伸：建筑影像计划 Vision Extensions: Architecture Video Program
iMage / 意大利 Italy

公共空间博物馆 A Museum of Public Space
SVESMI / 荷兰 Netherlands

烂尾楼 Lanwei
Alterazioni Video and AnotherMountainMan (又一山人) / 意大利 Italy

Gordon Wu的连锁店 “Gordon Wu” CityLocal™ Franchises
aberrant architecture / 英国 UK

有关拉各斯与迪拜的艺术考
An Artological Comparison of Lagos and Dubai
Charlie Koolhaas / 英国 UK

建筑噪音 Construction Noise
DnA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 中国 China

素器 Pale Vessel
政纯办 Polit-Sheer-Form Office / 中国 China

废品探测器 LOT-US PROBES
LOT-EK / 美国USA

无政府主义建筑Anarchitecture
Tercerunquinto / 墨西哥 Mexico

人工制品：幕墙 Artifact: Curtain Walls
偏建设计 sciSKEW Collaborative / 中国 China

广告牌 Billboard
Mathieu Borysevicz and James Brearley/BAU / 中国 China

城市虚拟涂鸦 Urban Calligraphy
Alles Wird Gut / 奥地利 Austria

大排档 Street Life
The Living (David Benjamin & Soo-in Yang) / 美国 USA

“哪儿...”“Where…”
Fabrizio Gallanti and Francesca Insulza / 意大利 Italy

城市下的蛋 Eggs of the City
标准营造 Standard Architecture / 中国 China

街边摊文化：深圳的软城市化
Food Cart Culture: Shenzhen's Soft Urbanism

双喜 Double Happiness
Bureau des Mésarchitectures / 法国 France

公共拖车 Public Trailer
feld72 / 奥地利 Austria

红线公园 Red Line Park
开放建筑 O.P.E.N. Architecture / 中国China

城市之声 Urban Sounds
ifdesign (Franco Tagliabue Volontè and Ida Origgi) / 意大利 Italy

水中漫步 Walking on Water
中山英之 Hideyuki Nakayama / 日本 Japan

可以穿的建筑 Built to Wear
Ball Nogues / 美国 USA

我的游乐场 My Playground
Bjarke Ingels/BIG with Kaspar Astrup Schröder and Team Jiyo / 丹麦 Denmark

树亭 Medular Pavilion
Maurer United Architects / 荷兰 Netherlands

纸宴，或来喝茶的老虎 A Paper Banquet, or, the Tiger Who Came to Tea
Dry Dairy / 新西兰 New Zealand

摇摇屋 Rock & Roll House
筑博建筑工作室 Zhubo Architecture Studio / 中国 China

蹦乐 Danser la Musique
陈箴 Chen Zhen / 法国 France

超级转盘 People's Roulette
Franceschini and Allende/Futurefarmers / 美国 USA

模型城市 Model Cities
DRDH / 英国 UK

作为基础建设的知识 Knowledge as Infrastructure
都市实践 (URBANUS), 李士桥(Li Shiqiao), Esther Lorenz, Ryan Bishop, John W P Phillips,
Scott Lash and Andrew Benjamin / 中国 China

北京万花阵 10,000 Flowers
何新城/动态城市基金会 Neville Mars/DCF / 中国 China

无处不在的材料 A space of Ubiquitous difference
Reiser & Umemoto / 美国 USA

图形交换器 Graphic Interchange Device
FAT / 英国 UK

即时城市Immediate City
OURGROUP & 张亮 (Zhang Liang) / 法国 France

风生水起:生态城市装置
Urban Ecologies: Sustainable Interven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City
杜鹃 & 香港大学城市生态课题组
Juan Du & HKU Urban Ecologies Research and Design Course / 中国香港 Hong Kong

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王卫 Wang Wei / 中国 China

广场上的怪物脚印 Footprints in the Square
MAD / 中国 China

行走的椅子 Walking Chairs
藤本壮介 Sou Fujimoto / 日本 Japan

不速之客：测量深圳社会空间界限
An Unasked Guest: Measuring the Social Margins of Shenzhen
Thomas Scherzer / 荷兰 Netherlands]]> ]]> Tue, 01 Dec 2009 18:12:36 +0800







以上视频由欧新拍摄剪辑。更多双年展视频请看：http://tr.im/ECEE]]> ]]> Mon, 30 Nov 2009 13:29:50 +0800
Shennan Avenue, Shenzhen, 1983. Photograph by He Huangyou.

A City Called Shenzhen

Ou Ning

In the South

It is only a 300-meter walk to the subway from where I live, but if I'm in a bit of a hurry, I sweat. I'm in short-sleeves, but I can still feel that sticky contact between my body and the humid air of this city. We're only feeling a little autumn chill here, but in the north they're reporting heavy snowfall.

Winter has come early in the north, but it's still tardy here in the south, I don't know why. When I'm finally seated behind my desk, opening images of snowy scenes that friends have sent me, I think of how, many years ago, winter would arrive here soon after it came to the north. Nothing seemed to obstruct the cold fronts then; they came marching down, sweeping away the hot damp dust of the south, giving the people here a taste of winter's bite. Not so these days; this world's ever-changing climate is so hard to grasp.

I moved to this city twenty years ago. I left it ten years later, and now work has brought me back for a brief stay. When I first moved here the city had only recently been built, and everywhere you looked you could see new-hewn roads slicing through low hills, the dark red hillsides not yet re-cloaked in foliage. I was living in a seaside campus at the time, and had views of a long unbroken stretch of the border, under blue skies and white clouds stunning in their contrast.

It is across this particular bay that so many have swum. People yearned for the city on the other side, and they practiced swimming from the time they were young, often slipping past the coast-guards' watch on moonless, windy nights and swimming towards an imagined future. Many met their demise at the end of gun barrels, others in the bellies of fishes. Some, of course, were successful, and years later became the heroes of another age (1) – though the sugarcane, fish pools, banana woods and star-fruit trees that had bewitched them so in their youths no longer exist; in their place have risen skyscrapers, and the rush of traffic.

This city is only thirty years old. Before it became a city, it was just another little southern border town. Those who fled here were beginning the struggle for life in a new place. When they were pricked by homesickness, they could simply walk to the border, call to their relatives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and, beneath the gaze of border guards wearing two different kinds of uniforms, pour their longing for home through the wire mesh fence (2). Soon, history began to loose its bonds, and trade flourished along the border, large quantities of gold, clothing and daily articles began to flow, drawing back the curtain on a whole new age of consumerism in China (3).

History called this place awake. It was marked off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beginning a bold new experiment, and attracted mostly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overseas Chinese (4). At the same tim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rushed in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speaking all kinds of dialects, carrying their meager belongings, coming in search of their dreams. I, a young goose-herder from the countryside, was one of them.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year, the moment I got off the train after a long, arduous journey, and the sense of my own triviality as I was swallowed up by the rushing floods of humanity. In that shoddy yet lively square in front of the station, each human being was merely an insignificant speck of dust.

The legends of this city have been talked about too much already. What gave rise to these legends? I've found that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key. It is situated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nation's border, bordering on a major metropolis with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capitalism, both nourished by the same river (5), both sharing a spoken dialect distinct from mandarin Chinese, resulting in a local character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ry's interior. This swath of territory had early commercial dealings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oming familiar with modern economic concepts such as free trade 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t looks out over a wider world. Meanwhile it has been a point of origin for revolution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It is adept at knowing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and values deeds and actions, and so has been more accepting of historical change than other places, even actively promoting such chang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south" has already become shorthand for a certain kind of spirit. Twenty years ago, when I arrived here clutching a train ticket, I too imagined myself a pioneer come to make my place in a new world. I knew that nothing was for certain, but I also believed that anything was possible.

Losing the Countryside

The year I arrived in Shenzhen, my younger sister came, too. She had only recently finished middle school and was helping at home, then one day she abruptly boarded a bus that was picking up female laborers, and was gone. She went first to a toy factory in Bao'an, where she lacquered toys, then went to carry plates in a Cantonese restaurant in Nantou, then worked on the assembly line at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n Luohu, switched again to answering phones in a call center, then returned for a time to the food industry, and finally became a warehouse manager for a factory in Bagualing. It wasn't until that factory was restructured that she began the job she has now, in a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She has held so many different jobs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d lived in so many different places – now she is married, with children, and has organized her own little household.

Shenzhen was once like a giant magnet, drawing in girls like my sister from the countryside. While she was at home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housework, and sometimes brought piece-work home from the fishnet factory to add to the family's income. Every Spring Festival, village girls who had gone ahead of her to Shenzhen would come home dressed in all the newest styles, bringing with them all kinds of fashionable things, some of them even flashing Hong Kong currency, which she'd never seen before. All this produced in her a yearning for Shenzhen. When she finally arrived in the city and entered the cage-like factories, their doors sealed shut, becoming a busy, ant-like factory worker, she felt a little uncomfortable. I remember one evening, as I accompanied her back to her factory, I tried to comfort her:

All the squabbling,
Let it vanish along with this night.
Tomorrow you'll be back on the production line,
You are one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You're my only kin in this foreign commercial land.
The height of work season is almost over,
It will be spring soon.
One of these mornings you'll awake,
And the bus will already be carrying you on the road to home. (6)

I know that missing home can provide a sort of spiritual strength that helps workers like my sister deal with their unfamiliar environment and high-pressure jobs. They represent a cheap labor force overflowing out of China's vast agricultural regions; they gave their strength and their youth for Shenzhen's early processing and export economic model. The large numbers of workers flooding into the cities meant empty nest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industries (the mainstays of the countryside economy), once so vibrant, also began to relocate.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80s, large-scale urbanization drained the blood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provided nothing in return. Behind any successful city are the many unseen contribu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at its margins.

My home is a fishing and farming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Every time I return, finally arriving after a long journey involving many different means of conveyance, passing from the clamor of the city to this place,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I have arrived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ough the world outside is changing by the day, this place maintains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boundless red earth where dense sugarcane fields still grow; flooded fields are still plowed by a lone farmer and ox; the beaches at dusk, the tide fully out, are full of fishing boats with stowed masts and sails. Time seems to have stopped here; it instantly produces a kind of eternal rural recognition. But its changelessness also worries me; I am afraid in the end it will be left behind by this world.

Should we cherish our memories, or look forward towards development? These are two choices we often face in these times. In China,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will forever be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problem, and finding balance between them is like a knotty math problem, stubbornly resisting resolution. The reality we seem to be facing is that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 will continue to roll forward, land resources within the cities will become ever more scarce, and large amounts of concentrated capital will begin to look towards the distant countryside. The incursion of urbanization into rural areas not on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t is also related to issues of the nation's ratio of arable land, and the food supply. Should we perhaps not think twice before we continue our forward progress?

There's no doubt that Shenzhen's original residents were lucky; they were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is city's development. My sister was also lucky, at least she was able, through her own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to finally find a place to call her own here. But it is possible that one day, they may no longer be able to say for sure where their countryside lies. The fisherman's evening song, the drifting fragrance of the rice paddies – these things may soon appear to us only in dreams…

City-Building Fever

In 1992 I was one year away from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Besides dating, I also busied myself with editing and publishing underground volumes of poetry. My life as a literary youth was spent mostly in Shenzhen, where the small number of poems I have produced in my life were written. That year, the strange and unfamiliar phenomenon of bars had just arrived in Shenzhen (the Duke on Hongling Road might have been Shenzhen's very first bar). The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nightclubs which had been popular beforehand – they were more free, more relaxed, and it was easier to meet people there. The foreign ships docking at Shekou Port began to bring in Mexican beer, Sol and Corona, in quantity; at the time Shenzhen was the only place in China where you could find beer like that. Just at the time when lifestyles were quietly beginning to change in this city, Deng Xiaoping returned once again to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at he had personally created, and gave his famous Southern Tour speech.

A once-popular song had lyrics than went like this: "In the spring of 1979, an old man drew a circle on China's southern coast… In the spring of 1992, an old man wrote poems on China's southern coast." (7) The two dates mentioned in the song lyrics were not only important years in Shenzhen's history, they were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propaganda poster long stood at the Shenzhen Grand Theater intersection, which showed both Deng's wise and kindly face, but also his famous words of warning. He was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Shenzhen, and it was because of his superlative political wisdom and economic theories that Shenzhen could achieve what it has today. After he passed away, wreaths were placed beneath that poster, and it became something of a holy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and nostalgia.

For some unknown historical reason, this leader chose Shenzhen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it was here he sounded his loudest clarion in the center of power's mad storm. After his southern tour in 1992, Shenzhen was once again invested with an invigorating power, and upon the foundations of its early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economy it embarked onto a new economic activity that would carry the whole nation behind it. Real estate and service industries sprang up, and the city-building fever began to spread. The new economic activity that originated in Shenzhen soon provoked a thorough transition in Chinese society: from a politicized society to a commercial society in which everything is consumed (this change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some newspapers which were once the mouth of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carry large numbers of advertisements, and began to actively court the interests of readers, fueling the flames of consumerism).

In 1996, a Dutchman's towering frame was seen in Shenzhen and surrounding cities. He led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the Harvard school of design as they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search projects, and in the end he invented a new technical term to describe these cities: COED (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 (8). When Wired Magazine asked him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these cities, he said, "There, building something new is a daily pleasure and a daily occurrence… We discovered that in the area we were in it takes 10 days - and it's three people and three Apple computers. And it's a 40-story building. Others are done in two days." (9) This kind of speed, unimaginable to Europeans, is a typical symptom of city-building fever.

A sort of out-of-context continental European style was popular in Shenzhen at that time. He witnessed this clumsy imitation, but also saw their new method of dealing with height and density, and believed deeply in its practic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He discovered a new kind of feeling here, and shared his discovery with the world via exhibitions and publications. Interestingly, his research in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fed directly into his later interest in the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e new CCTV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nd after winning that competition and completing the project, his architectural firm accepted two major projects in Shenzhe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nd Crystal Island): ten years later, he has transformed from an observer to a creator.

His name is Rem Koolhaas. His discove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ere later labeled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particular to Asian society. When I first read this Harvard research report, 722 pages in length, it was already 2001. This book provided me with a completely new angle from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city where I once studied, lived and worked, and it turned me into an irrepressible enthusiast of urban research. Shenzhen's city-building fever continues to this day.

Back to the Streets

Shenzhen is a 24-hour city. By day, i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ommercial machinery operate at top speed; by night, bustling residential life sustains that urban energy. The former is hidden within the interior spaces of buildings, creating an invisible network of power; the latter is exposed on the street, and the clamor it creates is a symbol of this city's vitality.

In the first few years after I entered society, I lived in a series of "urban villages" within Shenzhen. I found that these communities, built by original residents on their own land, formed a world that was independent and open, where they accepted outsiders, but also maintained autonomy, using their own wisdom to create a kind of inexpensive and convenient, but also rich and rowdy, street life. While I lived here I never felt the pressure of high rent, all my needs could be met for a low cost, and I never had to worry about finding food or entertainment at night. To a habitually sleepless person like myself, these urban villages were paradise. When I was bored, there were pirated movies and game centers; when I was hungry, there were street-side food stalls – not only fueling stations for the body, but also social venues, ideal places to hear what the people were saying and observe the world; when I was tired, I had a bed, a place to recharge quickly, and regain the strength to continue the battle the next day.

In any city, it is always the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which creates a truly vibrant street life. First of all, the street is where they make a living; second, restricted living space forces them to occupy the streets, to gather and seek pleasure there. When their rights are infringed upon or life becomes difficult, and they have no spokesperson or other means of expression, they will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on the street. To them, the street is not only the competitive arena where they carve out a living, it is also the refuge where they seek out spiritual comfort, and the warmth of the masses, and the meeting hall where the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the city streets overflow with life, a never-ending social drama.

Henri Lefebvre once said that space is political (10).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ysics, it is essentially homogenous, but when people make use of it, it inevitably becomes stratified. The bourgeois and the upper classes steer clear of the lower classes' streets not only because they dislike the scent of the place, but also because of a deep-rooted sense of territorial segregation: they want to live in a community with walls and guards, in a home with a big living room and a garden, where they can hold social gatherings and move the life that might have happened on the streets into a private and well-defended space. This segregation is not only a safety consideration, it is also a symbol of identity and status. As these people spend more and more time holed up in their homes, the public urban spaces that were created for them naturally fall deeper into disuse.

This is why you can often see public squares completely devoid of people, or empty rooftop gardens, or unvisited green spaces in the midst of fancy neighborhoods. On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blueprints these are all ideal public spaces for resting or gathering, but class separation and the barriers of identity mean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can never cross the dividing lines of urban spaces, and the result is wasted spaces on the one hand, and a great press of struggling humanity on the other.

On countless days and nights my work would lead me to walk, linger and think in Shenzhen's Civic Square, opened in 2006. Its enormous scale once again made me feel my own insignificance (just as I had felt it twenty years ago in the train station square). Under the burning sun, the vast wings of the Civic Center sprang up towards the sky; at night it rested in the dark, illuminated by the distant city lights. When will the city's people return to the streets, I wondered. When will this square be thronged with visitors? Perhaps the singular purpose of its design (administrative functionality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is the key to the problem. If an urban space is to attract the crowds, it must perform a variety of functions and satisfy many different needs – this is also in line with 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of space and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sides holding celebrations and ceremonies, couldn't street life be moved here as well? As I write this, the following scene appears in my mind: people surging through a square filled with merchants, foodsellers, newspaper hawkers, venders of clothing and other goods – all those who typically struggle to make a living on the streets raising their voices and shouting their wares…

The Amusement Park

Shenzhen was once called the entertainment capital of southern China. Early on, Hong Kong people came in large numbers to open factories and companies, and thus Shenzhen replicated Hong Kong's entertainment model wholesale – it was filled with karaoke joints, nightclubs and enormous food streets, where beautiful young girl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converged, and all desires for food, drink and fun could be satisfied. As a city which had sprung out of nowhere its tourist resources were sorely lacking, but the clever Shenzhen people created a tourism-industry miracle out of man-made scenery. Mini scenic spots such as "Splendid China" and "Window of the World" once drew countless Chinese visitors to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 Though these were not Shenzhen's inventions, Shenzhen took them to new heights.

Miniaturization is a classic element of China's entertainment and tourism culture. In ancient times it resulted in the bonsai tree, miniature forests and false mountains; in Shenzhen it passed through some mysterious transformation to become a commercial innovation. Miniaturized scenes are a kind of substitute, they not only compress the wider world, they also compress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s dreams and reality. They turn great into small, turn nature manmade, turn reality into imagination, turn far into near, and turn those things that can never be ours into possessions and playthings. Miniaturization, through compression, alters the scale of things; through replication, it absorbs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The city of Shenzhen itself is a miniaturization – it compressed what would have been a thousand or at le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for a normal human city into the space of thirty years, and instantly packaged up human dreams into a solid, tangible object, redeemable for cash value.

In the ten years I lived here I saw the construction of even more entertainment venues. Heading east from Shennan Avenue, you can see such sights as the skyscraper of the "Honey Lake Resort" piercing the sky, or the slides of the "Water Fun Park" lying like a giant coiled python, or the stacked neon and dazzling billboard ads of "Happy Valley". I often imagine the scene years from now, when they've gone out of business and have turned to ruins, overrun with grass and tangled in ivy – these structures always give me a tragic sense of the brevity of life, and the fleetingness of pleasure. The daredevilry of the cablecar, in which your life seems to hang by a thread, the thrill of a weird but lifelike world, romping and playing in the water, the temporary pleasures that make us forget our worries – they form a kind of rebellion against the real world, a sort of addictive hallucinogen. Someday, when their purpose is fulfilled and they have finally succeeded in bearing us common folk through our intolerable mortal lives, they will revert to wilderness.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did not know what happiness was. Our history has been a solemn one, we are accustomed to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 collective to which we are merely a tool, and so as we step into a new age, entertainment has become away for us to express our new awakening. Like Cui Jian's sudden rise to fame: he is only a musician, but within that certain period of history, the hope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entire society changed his music into the cutting edge of thought.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90s, as all of Chinese society began to reform, all cutting-edge culture found its breakout from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y placed themselves within this thing that people loved to hear and see, and the cutting edge of their social criticism flowed out along with the rushing desire for happiness. This was a strategy, and it was also the choice of history.

For a time, I worked in Shenzhen introducing rock and roll warriors like Cui Jian to a larger public. At that time, performances could only be held in commercial venues like bars, and I have seen countless people celebrate his music as though they had gone mad: below the stage, in crowded spaces, they used his songs to release all their own suffering and discontent, and to draw in the strength to continue living tomorrow. Amid the deafening sounds of rock and roll I found myself moved; there isn't too much entertainment in this society, there is too little.

Today, entertainment is a flourishing element of Chinese society (especially after the more powerful media industry began to participate). It has some excessive tendencies, even sweeping away the serious ideas of our age's leaders of opinion. But I still believe in its value. Even the most brilliant brain still requires an exit, a way to find a connection with the rest of society. The old strategy is still effective, rock and roll still needs and audience, and this city still needs entertainment!

Future City-State

What will Shenzhen be like in the futur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its mission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Shenzhen has been searching for a new identity. Its year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 reforms have left the city with a particularly wealthy society; after the people are dressed and fed, will they begin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new? For example, might Shenzhen become a special political zone, and lead the nation in experiments in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reform? A political magazine once conducted this sort of speculation (11). In recent years, Shenzhen's government really has adopted a fresher image; it is the first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call its office building a "Civil Center", promoting a newly democratic concept with the city residents at the center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at their service, utterly unlike Chin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concept of the primacy of the government. But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s always been a bottleneck in China, and it's hard to know exactly what a special political zone would look like.

But the question of abolishing the second frontier (12) around Shenzhen is already on the agendas of the Shenzhen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ysical symbols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is second frontier is increasingly an obstacle for log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the rest of China. Shenzhen is in need of more room to grow, and needs to be able to develop the areas beyond the frontier. Popular demand for its abolishment is growing stronger, and related debate rages 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on the web. Is it possible that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this borderline, 100 kilometers in length, may really become just a site for reminiscence? There are some who have even proposed abolishing the first frontier. If these two borders were both removed, Shenzhen would merge with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to become a true urban belt, or one big urban zone. At present, inter-city routes which have been erected are already a step in this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with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ill blu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ties, and it will feel as if we're all living in one big city!

The merging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discussion of Shenzhen's future. In the past, Hong Kong looked after Shenzhen as a younger sibling, but now Shenzhen has matured into adulthood and intends to develop further, while Hong Kong seems to be weakening slightly and could use support. Watching out for each other like lovers, their feelings grow stronger as more bridges and roads are constructed, and more areas along the borderline developed. Will they someday join as one? Will they become a single city? One system? One government?

The above are mere some speculations and imaginations related to Shenzhen's city politics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But the city residents and their lives? How might they change? In this regard Shenzhen may be like other cities, and may experience similar trends. Someone once asked me what our city, architecture and lifestyles would be like in 2050. My answer was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we will be old. All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will be blindingly swift, so fast that the people themselves can't keep up, and they'll stay at home rather than going out. Electronic buildings, incorporating miniature versions of every possible entertainment facility and residential need, will allow us to idle away our days. Buildings will not be built of today's materials, they will be digitally constructed; people will not segregate their spaces with physical barriers, but with the flow of data. You could put it this way: in the future the concept of space will no longer exist, becaus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and our digital lifestyles will eradicate the boundaries of the city. You will not know where you are; you will only live within the stream of time. Of course, in this electronic world there will still be poorer neighborhoods – those will be the neighborhoods where network speeds still drag along at today's level.

Notes:

(1) Reportedly it was a mass flight of 100,000 people from Shenzhen's Bao'an district to Hong Kong in 1962 that helped 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nzhen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irty years ago and pu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vement into effect. An article from Southern People Weekly in 2008 once said, "There is a village in Hong Kong called Luofang Village, and Shenzhen also has a Luofang Village – the former was founded by people fleeing from the latter, and in 1962 there was 100-times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two."
(2) He Huangyou, a photographer working in a rural culture station, recorded scenes of people shouting at the tops of their lungs.
(3) Zhongying Street(Chung Ying Street), in Shatoujiao (Sha Tau Kok) located in eastern Shenzhen, was the first place where some Chinese experienced shopping madness.
(4) Manuel Castells, a Spaniard who toured southern China in 1983, called this experiment "crony capitalism" in his later book End of Millennium.
(5) The Pearl River, which opens out on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6) Little Sister, 1991. Collected in the self-published poetry collection Eighteen Poems.
(7) Spring Story, lyrics by Jiang Kairu, music by Wang Zuogui, originally performed by Dong Wenhua.
(8) Great Leaf Forward, project on the city 1, Harvard Design School, edited by Chuihua Judy Chung, Jeffrey Inaba, Rem Koolhaas, Sze Tsung Leong, Taschen, 2001.
(9) Wired Magazine, July, 1996, Issue 4.07.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4.07/koolhaas.html
(10) See his book Space and Politics.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before becoming a famous authority on urban research, Henri Lefebvre was a rural sociologist.
(11) Phoenix Weekly, August 2008
(12) The border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s known as the first frontier, while the border between it and the rest of China is known as the second frontier.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Eric Abrahamsen.

For more info, please visit: http://www.szhkbiennale.org]]> ]]> Sat, 28 Nov 2009 17:21:54 +0800

伊东丰雄演讲
建筑改变城市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开幕活动之一

时间：2009年12月6日14:00-15:30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伊东丰雄先生出生于1941年。在1965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他为菊竹清训(Kiyonori Kikutake)建筑事务所工作直到1969年。1971年，他开始了自己的办公室“城市机器人”(URBOT)，后于1979年更名为伊东豊雄建筑设计事务所。他曾以访问讲师身份任教于东京大学（1988-89），以访问教授身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9），以客座讲师身份任教于京都大学（2002-07），以访问教授身份任教于多摩美术大学（2002~）。自2005年起，他还成为了Kumamoto Artpolis的理事。

主要作品：中野本町之家(White U, 1976)，银色小屋（Silver Hut, 1984），风之塔（Tower of Winds,1986），八代城市博物馆（1991），下諏訪町城市博物馆（1993），长冈Lyric礼堂（1996），大馆圆顶屋（1997），Taisha的T礼堂（1999），仙台媒体中心（2001），Brugge 大帐篷（2002），蛇形画廊夏季临时展馆（2002，伦敦），松本表演艺术中心（2004），TOD’S表参道大楼（2004），岛城中央公园GRIN GRIN（2005），三本木银座2（2005），Meiso no Mori城市殡葬礼堂（2006），Hopital Cognacq-Jay（2006，巴黎），活力城（2006，新加坡），多摩艺术大学图书馆（八王子校区）（2007），2009世界运动会主场馆（2009台湾R.O.C.），ZA-KOENJI公共剧场（2009）及其他。 在建项目：台中大都会歌剧院（台湾R.O.C.），台湾国立大学社会科学新学院（台湾R.O.C.），巴塞罗那展览会Gran Via Venue扩建（西班牙），Torrevieja休闲公园（西班牙），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艺术博物馆及太平洋电影资料馆（美国）等等。

奖项与荣誉：日本建筑协会奖（1986，银色小屋），第33届每日艺术大奖赏（1992，八代城市博物馆），教育部艺术奖（1998，大馆圆顶屋），日本艺术学院奖（1999，大馆圆顶屋），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颁发的Arnold W. Brunner建筑纪念奖（2000），日本工业设计推广组织颁发的优秀设计大奖（2001，仙台媒体中心），威尼斯双年展 “NEXT ”第八届国际建筑展颁发的金狮终身成就奖（2002），XX ADI Compasso d’Oro Award（2004，木制长板凳，“涟漪”），英国皇家建筑师学院皇家金奖（2006），ADI Compasso d’Oro Award（2008，2005米兰沙龙的“Stand Horm”），第六届Frederick Kiesler建筑艺术奖，等等。

出版物：《风之变形》（1989，Seidosha），《模拟城市中的建筑》（1992，INAX），《模糊的建筑》（2000，Seidosha），Michi no Ie (2006, Index Communications)，《建筑世界的10个奇遇》（2006，Shokokusha），《伊东丰雄》（2009，Phaidon Press Limited）等。

海报设计：张达利
更多信息，请访问双年展官方网站：www.szhkbiennale.org]]> ]]> Sat, 28 Nov 2009 04:28:46 +0800 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
Agricultural China: An Utopia of Ruralism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论坛之一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2009年12月9日10:00-12:00am

策划：欧宁
主持人：吕新雨
嘉宾：吴音宁，钟永丰，谢英俊，黄声远，何慧丽，邱健生

城市建筑双年展为什么要关注农村？

过度城市化已成亚洲地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它打破了传统亚洲社会城乡之间互相哺育的关系，令大量农地休耕，生态恶化，粮产锐减，人口失衡，造成阶层分化和群体冲突。特别是在中国，今日众多城市问题例如征地拆迁、城中村、贫民窟、农民工、治安等等其实均源自倒悬的城乡关系和城乡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研究城市常常要追溯至乡村的根源，城市与乡村，是常常纠结在一起的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警惕新农村建设中的城市化惯性

因为过度开发和建设，城市土地储备日益耗尽，城市资本进一步侵蚀农村的土地。城市中的土地饥渴者经常打着建设新农村的旗号，用城市化的思路进入乡村进行开发。作为人类多元化生存模式的一种，乡居生活日渐被城市同化，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农业生态遭受破坏，乡村建筑和空间布局难以传承，人居方式最后归于单一，人们将失去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家园。

农业资本主义的威胁

全球化资本无孔不入。最近十年来，美国一些生物公司和农业投资公司开始抢注生命专利（DNA Property），他们通过一些转基因实验来改变物种构成 （例如大豆或某些花卉），并抢先注册专利，来垄断农业生产和市场。这意味着以后中国农民将不能自由交换种子，专利权的买卖将为国际资本创造巨大利润。这是今天殖民主义的全新形式。它不仅影响农村地区，亦将波及城市生活。

乡建运动，薪火相传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始，晏阳初、梁漱溟和毛泽东等知识分子都先后投身于中国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他们都一致认定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农业和农民；今天温铁军等人继承了他们的事业，致力于农村的实践和研究，建筑师谢英俊更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发起互助建屋运动，通过直接交换劳动力来规避货币以及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融入今日反全球化的政治现实，其努力已回归至经典安那其和早期共产主义的理想。

农业中国：共造乡土主义的乌托邦

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聚焦中国的城乡关系和资本全球化的迫人现实，提出乡土主义(Ruralism)的主张，呼吁重视耕地的流失，农业的危机，农民的失权，传统的沉沦等具体问题，通过分享各地知识分子在农村地区的文化实践和学术研究，致力于恢复农村的生机，重建城乡互哺的关系，为城市化提供深刻反思。

嘉宾简介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1993年获复旦大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金史密斯纪录影像研究中心（Fudan－Goldsmiths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著作有《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03）、《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近十年来，其研究领域由媒体扩展至社会、三农问题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等相关问题。著有《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民工潮的问题意识》、《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等论文多篇。

吳音寧(右)，出生於村莊。入城唸大學、工作。 出版了《蒙面叢林——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以及詩集《為崖有花》等書。 目前住在村莊，偶爾旅行。

鍾永豐，1964年生，大學畢業後回到他的家鄉美濃，在南臺灣的客家地區從事農村調查與社區組織的工作。經過半世紀以重化工業及製造業為軸心的破壞性發展，80年代末的南臺灣開始嚴肅反省農工、城鄉、南北等不平衡關係及其在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不可逆影響。鍾永豐與朋友們在美濃成立反對水庫興建的組織，並與屏東、高雄、臺南等地的組織結成反對增建重化工業區、反對濫用水資源、倡議環境永續的聯盟。期間並與歌手林生祥合寫了五張與關切議題呼應的音樂專輯，主題含括環境、農民、農業、農民工與婦女。03年起鍾永豐出任嘉義縣政府文化處長，以環境藝術行動作為主要的政策方法。

黃聲遠，於1986年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1991年獲得耶魯大學建築碩士學位。曾於洛杉磯 Eric O.Moss建築師事務所任專案協理，隨後並於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建築系任助理教授，回台湾後曾任教於淡江、華梵、交通大學建築系，1995年起以中原大學建築系為教學重心，持續往返宜蘭、中壢，身兼教育部公共藝術、台北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及宜蘭縣都市計畫、公共藝術、歷史空間、社區營造審議委員，並入選為「天下雜誌」五年評選一次之2004年「21位新世代領導者」之一。現為田中央建築學校 /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推動蘭城新月、宜蘭河、羅東新林場等都市改造計畫，並持續兼任中原建築系、宜蘭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文建會建築藝術委員會委員。

谢英俊毕业自台北淡江大学建筑系，曾经营营造厂与建筑师事务所多年；2000年他只身投入台湾地震灾区，与居民共同完成“921邵族家屋重建案”始受国内外瞩目，对弱势者协力造屋、生态建筑等议题有深入落实的努力，他在印尼海啸后赴亚齐所建造的麻达屋，亦多次至内地参与如河南兰考合作建房、河北地球屋等建筑营造设计。2008年汶川地震，他长驻四川茂县杨柳村与当地羌族人参与集体迁村重建。2009年台湾八八水灾他又带着的工作团队进入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进行重建工作。其建筑生涯中获得重要奖项包括台湾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竞图首奖（2006)、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特别奖( 2006)、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 (UN-HABITAT's Best Practice) 决选入围(2004)、台湾921重建委员会重建贡献奖。

何慧丽，1971年12月出生，河南灵宝人，199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中共兰考县委常委。自2003年8月起，何慧丽致力于做一个“实践中的研究者”，采用社会学干预方法，倡导并参与了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合作的试验过程，以及城乡互助合作制度的创新过程。挂职期间，她在六乡六村进行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宗旨的新乡村建设试验，以体现“乡风文明”的村庄文艺队和体现“社会和谐”的老年人协会、以及体现经济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突破口。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试验中，她总结出了欠发达地区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得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的肯定。也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美国、巴西、韩国等国际农业和农村发展学者的认可，经过多年乡村建设的发展，早期的农民合作事业，已经成团片状的蔚然之势。她在兰考县倡导的“购米包地”制度创新试验，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成为新时期以社会性力量参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进行创意农业的重大探索。何慧丽是当今中国知识界为数不多的熟知国情、了解基层、又亲自进行“知行合一”实践的知识分子之一。

邱建生，1972年生，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社会工作简历：2001-2004年，中国改革杂志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在此期间组织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举办乡村建设论坛及沙龙。 2003-2006年，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负责农村综合发展实验区工作，开展以合作经济和可持续农业为主题的全国农民培训，建立以促进城乡公平贸易为主旨的城乡互助合作网络。 2006-2007年，负责海南儋州农村实验区工作，筹建全国首家农村社区大学，探讨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道路。 2007年至今，负责厦门平民教育促进项目，筹建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工人夜校，探讨在城市化背景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兴产业工人的教育和发展问题。 2009年至今，筹建福建福前乡村建设中心，主要面向南方农村开展以合作经济及可持续农业为主题的培训工作。

更多信息，请往双年展官方网站：http://www.szhkbiennale.org]]> ]]> Fri, 27 Nov 2009 23:43:43 +0800 1.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1-1.南山分展场开幕活动

地点：深圳南山中心区深圳湾大街
14:00-14:30 南山分展场开幕式
14:30-15:30 媒体和VIP预览
16:00-19:00 Artist Talks
19:00-20:00 城市虚拟涂鸦”互动表演  
20:00-21:30 露天放映16毫米电影《持摄影机的人》 

1-2.弱建筑团队(謝英俊，Marco Casagrande和阮慶岳 )特别活动
Bugs’Day and Night：讀詩，音乐，漫談，啤酒與烤肉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东北广场弱建筑团队参展作品“茧”内时间：14:00-18:30  
主持人：張鐵志
嘉宾：歐寧，梁文道，廖偉棠，曹疏影，陳滅，鄧小樺，黃守仁、阮慶岳，林其蔚，謝英俊，Marco Casagrande，阮慶岳，劉國滄，五條人乐队、葉爾波利乐队

2.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2-1.伊东丰雄演讲：“建筑改变城市”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4:00-15:30

2-2. “在阳光下：岭南建筑师夏昌世回展”开幕式及研讨会

地点：深圳市红荔路6026号关山月美术馆
时间：15:00-17:00
主持：冯江
嘉宾：何镜堂，Eduard Koegel，王方戟，宋刚

2-3. 双年展新闻发布会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6:30-17:30

2-4.双年展开幕式

地点：深圳市民广场
18:00-19:00 朱文开幕电影作品《漫游》首映
19:00-19:30 刘国沧开幕表演：烧船祈福
19:30-20:00 Team Jiyo开幕表演：跑酷

2-5. “瑞士建筑风景”展览开幕式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西展厅
时间：19:00-19:30

2-6. 双年展开幕晚宴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地下一层餐厅
时间：19:30-21:30

2-7. After Party

地点：深圳华侨城威尼斯酒店V吧
时间：22:00-02:00

3.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3-1. Artist Talks

地点：深圳市民广场地下展区A3双年展媒体中心
时间：10:00-12:00（英国艺术家专场），13:00-15:00，16:00-18:00

3-2. BARC论坛：绿色城市与可持续性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0:00-12:00
主持人：Neville Mars
嘉宾：都市实践(王晖，吴文一)，MAD（马岩松，党群），《城市中国》（姜珺），BAU国际(James Brearley，方群)，清华建筑学院（朱文一，Alex Camprubi），MVRDV（Winy Maas, Paul Kroese），ZUS(Elma van Boxel，Kristian Koreman)，Rocksteady Design（Brend Koolhaas，Femke Bijlsma，Reinier Suurenbroek），Powerhouse (Nanne de Ru, Charles Bessard)，动态城市基金会（Neville mars，Alain Fouraux，刘嘉锋）

3-3. 《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发布会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4:00-16:00pm
主持人：欧宁
嘉宾：刘晓都，王澍，张雷，祝晓峰，刘家琨，张轲，盛可以，韩丽珠，路内，阮庆岳，胡淑雯，韩东，朱文

3-4. 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南方都市报》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

地点：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09:00-12:30），深圳音乐厅五楼小剧场（14:00-17:30）
学术召集人：朱涛
学术主持人：梁文道
嘉宾：夏铸九，黄声远，谢英俊，阮庆岳，陈允中，卢瑞芳，王军，刘家琨，冯斐菲

3-5. “都市主义: Steven Holl+李虎”展览开幕式

地点：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
时间：17:00-19:00

3-6. Architectural Record杂志，Steven Holl建筑事务所和万科企业股份公司联合招待酒会

地点：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
时间：19:00-21:00

3-7. "永久移民"展览开幕酒会

地点：传承—深圳，白石洲
时间：18:00 – 21:00
参展人：白小刺、储云、储云，居•得立勒，刘窗，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蒋志，丹尼尔•克诺，MAP OFFICE，杨勇

3-8. 露天放映16毫米电影《时光流逝》和《柏林：城市交响曲》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西北广场
时间：20:30-22:00pm

4.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4-1. Artist Talks

地点：深圳市民广场地下展区A3双年展媒体中心
时间：10:00-12:00，13:00-15:00，16:00-18:00

4-2. 双年展论坛：“权宜城市”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0:00-12:00
主持人：刘珩，Jeffrey Johnson
嘉宾：Dan Wood，David Gianotten，Joseph Grima，Urbanus (孟岩)，Eric Schuldenfrei，姜珺
李翔宁，许力，Fabrizio Gallanti

4-3. 双年展论坛：“建筑双年展与艺术双年展”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4:00-16:00
主持人：姚嘉善
嘉宾：欧宁，Tirdad Zolghadr，高士明，徐文瑞，Kayoko Ota，Beatrice Galilee

4-4. NAi论坛：“建筑影响力”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6:30-18:30
主持人：Ole Bauman
嘉宾：Bert de Muynck，Brendon McGetrick，朱锫，祝晓峰，张轲, Alexander Sverdlov 

4-5. 露天放映16毫米电影《日出》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西北广场
时间：20:30-22:00pm

4-6. After Party

地点：深圳南山区华侨城创意文化园F3栋一渡堂
时间：22:00-02:00

5.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5-1. Artist Talks

地点：深圳市民广场地下展区A3双年展媒体中心
时间：10:00-12:00，13:00-15:00，16:00-18:00

5-2. 双年展论坛：“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0:00-12:00
主持人：吕新雨，欧宁
嘉宾：邱健生，何慧丽，谢英俊，黄声远，吴音宁，钟永丰

5-3. 双年展论坛：“双城记：深圳与香港”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14:00-16:00
嘉宾：朱涛，王维仁，白小刺，冯原，KK Ling

5-4. 露天放映16毫米电影《持摄影机的人》 

地点：深圳市民中心西北广场
时间：20:30-22:00pm

5-5. After Party

地点：深圳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深圳公共艺术中心一楼圆筒
时间：22:00-02:00

以上活动以双年展官网公布的最新版本为准。更多信息，请往双年展官方网站：http://www.szhkbiennale.org]]> ]]> Thu, 26 Nov 2009 17:32:31 +0800

弱团队的建筑师们向昆虫学习建筑的方法，并且具体实践出来。昆虫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比人类还长，不曾产生脏乱垃圾或是污染空气，它们不需都市忙挣钱。

「茧」建筑架构主要是由竹子编织结构，混合基地上的泥土而成。建筑材料多取自天地并归于天地。意图在吵嚷烦乱的都市里，营造過度喧囂的安靜，一个沉静处所。

「茧」是个临时性建置的多功能建筑空间，在双年展期间举办「孩童城市工作营」并邀请地下乐团做演出同时举行读诗会和建筑论谈。 。 


施工进展:

「茧」12月5日活动 
 


Bugs’ Day and Night
by The Weak/弱 : 謝英俊/Marco Casagrande/阮慶岳 

時間：2009年12月5日週六
地點：Bug Dome/深圳建築雙年展的展場作品 

活動主持人: 張鐵志 
 


一、Bugs’ Day
時間：12月5日週六 / 2pm-5pm
地點：Bug Dome/深圳建築雙年展的展場作品
主題：讀詩、聲音與漫談

讀詩/ 歐寧、梁文道、廖偉棠、曹疏影、阮慶岳

聲音：林其蔚（聲音藝術家）

漫談：謝英俊與四位同事談四川重建經驗
漫談來賓：謝英俊、郭晶華、劉振、薛亮、聶晨
漫談主持人：阮慶岳

二、Bugs’ Dinner
時間：12月5日週六 / 5pm-7pm
地點：Bug Dome/深圳建築雙年展的展場作品
主題：啤酒與烤肉（主廚/謝英俊）
（歡迎攜帶酒、肉、朋友參加）

三、Bugs’ Night
時間：12月5日週六 / 5:30pm-10pm
地點：Bug Dome/深圳建築雙年展的展場作品
主題：音樂對抗詩對抗音樂
音樂：香港實驗音樂家-黃守仁、 廣東海豐樂隊-五條人、深圳樂隊-葉爾波利
中場讀詩：陳滅、鄧小樺

活動策劃：許雅筑
特別感謝：舊天堂文化傳播 - 涂飛

关于Weak 弱 


弱是发展建立在相对于工业发展所强调的刚强和坚硬等元素之外。

我们相信光影、废墟和壤土。

所谓废墟是当人为产生的事务，又还原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要把工业城市变成废墟。

“人刚出生的时候，其精神和形体都脆弱而柔软。但是当人行将就木时，则变为是顽固麻木。树木开始生长时是脆弱而柔软，但是树木变得干与硬的时候，就是它死亡的时候。坚硬与顽固是死亡的伴侣，脆弱与柔软则代表着新生，因为坚硬顽固是无法战胜任何事，已硬化的事物便没有赢面。”
- 引自 安德烈塔可夫斯, 电影 《潜行者》

弱！建筑团队的建筑师犹如工业城市中的昆虫。我们像动物又懒又灵活，回收利用各种物资，以最小的气力，创造最大的效果。热爱和孩童与老婆婆们通力合作。

咱们开始感性的独裁吧！




谢英俊 


谢英俊系毕业自台北淡江大学建筑系，曾经营营造厂与建筑师事务所多年；2000年他只身投入台湾地震灾区，与居民共同完成“921邵族家屋重建案”始受国内外瞩目，对弱势者协力造屋、生态建筑等议题有深入落实的努力，他在印尼海啸后赴亚齐所建造的麻达屋，亦多次至内地参与如河南兰考合作建房、河北地球屋等建筑营造设计。2008年汶川地震，他长驻四川茂县杨柳村与当地羌族人参与集体迁村重建。2009年台湾八八水灾他又带着的工作团队进入台东县金峰乡嘉兰村进行重建工作。其建筑生涯中获得重要奖项包括台湾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竞图首奖（2006)、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特别奖( 2006)、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 (UN-HABITAT's Best Practice) 决选入围(2004)、台湾921重建委员会重建贡献奖 
 



 
 
 
 
 
 


马可．卡萨格兰 Marco Cassagrande

马可．卡萨格兰1971年生于芬兰，2001年毕业于赫尔辛基科技大学获硕士学位，主修建筑及都市规划。 现为卡萨格兰实验室（Casagrande Laboratory简称C-Lab）主持人， C-LAB是一个以芬兰为基地，结合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的建筑师、都市规划专家、艺术家及科学家的实验室。 马可自2000年起担任教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游离于建筑设计、生态都市规划及环境艺术之间。截至2009年为止，曾在芬兰、亚洲、北美、澳洲....等全球十四个国家三十余所建筑和艺术相关科系大学任教。其跨领域的作品获得世界建筑与艺术圈极为广泛关注。他连续三届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0、2004、2006），其他重要展览包括： 哈瓦那双年展、横滨三年展、欧州及日本建筑新趋势展、斐冷翠双年展、北海道Demeter展 、蒙特立尔双年展、玻多黎各双年展、阿拉斯加设计研讨会、日本越后妻有大地の芸术祭 、台北欧洲论坛会、赫尔辛基艺术节、伦敦建筑双年展、台北城市行动、台湾移动地貌展、台湾设计博览会.... 
 专业建筑生涯期间获得的重要奖项则包括：2009世界建筑节单体房舍类特别推荐（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2009 世界建筑社群奖（World Architecture Community Awards ）、 2005拜卡维尔奖（Byker Wall Award）、2004维多莉亚州设计奖、2001麦维迪宏件筑奖 （Mies van der Rohe Award ）、1999英国建筑评论杂志新进关注建筑奖 （Architectural Review´s Emerging Architecture Award ）




阮庆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淡江大学建筑系学士。元智大学艺术與設計学系/系主任兼所长。作品兼及小说、散文、剧本、性别、建筑、文学论述等。文学著作包括长篇小说《重见白桥》、《林秀子一家》、《凯旋高歌》，短篇小说集《哭泣哭泣城》、《曾满足》与《纸天使》，散文《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译有《繁花圣母》。其他著作包括有《屋顶上的石斛兰》、《城市漂流》、《出柜空间》、《以建筑为名》、《新人文建筑》、《十人》、《青蛙建筑师》等。他同时也是策展人和建筑评论家，主要策划建筑展览，包括 2006年策展《乐园重返：台湾的微型城市》，代表台湾参展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2年于台北当代艺术馆策展两档展览并编辑出版专书，分别为《长安西路神话》与《黏菌城市》。阮庆岳同时参与本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特别项目”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 ]]> Mon, 23 Nov 2009 18:39:16 +0800


从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租借的八部16毫米老电影胶片运抵深圳：



斯洛文尼亚艺术家Marjetica Potrč作品Diagrams on New Orleans, Tirana, Shenzhen and Other Places正在制作中：



中国建筑师朱锫参展作品《沙笼》安装最新进展：



英国建筑组合DRDH的参展项目《模型城市》(Model Cities) 制作中：



以上视频由欧新拍摄剪辑。更多双年展视频请看：http://tr.im/ECEE]]> ]]> Mon, 23 Nov 2009 01:28:20 +0800
深南路，1981年，何煌友摄影。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展览叙事:

一个叫深圳的城市

欧宁

1.在南方

从住地走路到地铁站，虽然只是三百米左右的距离，如果走得比较急的话，还是会出汗。我穿的是短袖，但仍会感觉到身体和这个城市湿润的空气之间一种黏稠的关系。这儿只是有点秋凉，但北方已报称下起了漫天的大雪。

不知是什么原因，冬天在北方提前了，而在南方却要一直延迟。当我终于坐于桌前，打开朋友们纷纷传来的雪景图片，我想起多年前这里的冬天经常是和北方紧挨着的，那时冷空气似乎全无阻隔，一路南下，荡涤南方湿热的尘埃，让这儿的人们也可分享它的一点寒意。现在则不同了，你完全无法掌握这个世界反复无常的气候。

我是二十年前移居这个城市的。十年后我离开了它，现在又因为工作而在此短期停留。我刚搬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城市刚被建成不久，到处都可以看见新开辟的道路，一座座低矮的丘陵被一劈为二，暗红的山体还未来得及被植被覆盖。那时我住在一所滨海的校园中，每天面对隔海的另一个城市，可以看得见连绵的边境线，以及头顶上浓得化不开的蓝天和白云。

就是这片海湾，曾发生过许多泅渡的故事。人们向往对岸的城市，从小就开始练习游泳，常常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躲过边防士兵的警戒，游向想象中的未来。很多人不是暴毙于枪口下，就是葬身于鱼腹中。当然也有成功者，他们多年后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英雄(1) ，只是他们小时流连忘返的蔗基渔塘、芭蕉林和杨桃树却永远在这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广厦，车水马龙。

这个城市只有三十岁。在它成为一个城市之前，它只是个南方的边陲小镇。逃到对岸的人们开始了在异地的奋斗。当乡愁来袭时，他们甚至可以步行到边境线，把居住在另一头的家人喊来，在穿着两种不同制服的边防军人的眼皮底下，隔着铁丝网遥遥地诉说思念之情(2) 。很快，历史开始松开它的绳索，边境线上开始出现繁忙的贸易，大量黄金、服装和日常生活用品开始在这里流通，它拉动了整个国家消费的序幕(3) 。

这个地方被历史唤醒了。它开始被圈为经济特区，用来启动一场大胆的试验，主要用来吸引海外乡亲的投资(4) 。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从内陆风涌而至，他们操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此地寻梦。我，一个从农村来的牧鹅少年，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永远记得那一年经过长途跋涉后，从火车站下来的一刹间，被奔突穿梭的人海湮没所产生的渺小感。在那个简陋却热火朝天的站前广场里，每个人都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关于这个城市的传奇，人们已经谈论得太多。这个传奇为什么会产生？我发现它的地理位置是个关键。这里地处国境南端，它接壤的是一个渊远流长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它们共同被一条大江养育(5) ，通行同一种不同于普通话的地方语言，也生成了一种与内陆地区不同的地方性格。这一相连地区很早就对外通商，它对自由贸易、产权保障这些现代观念有很早的认知，它的视野接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同时它还是历史上多次革命的策源地，它长于审时度势并崇尚实干，所以它比其它地区更容易接受历史的改变，并主动促成这种改变。

从这一角度而言，南方已经是某种精神的代名词。当我二十年前怀揣一张火车票前来投奔它的时候，我也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到新世界来打拼的拓荒者。我知道，一切都不确定，但我也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2. 渔农考

在我到达深圳的那一年，我的妹妹也来了。那年她初中毕业没多久，正在家里帮工，突然有一天被一辆前来招收女工的大巴带走了。她最早来到宝安的一家玩具厂做漆工，后来又转到南头的一家粤菜酒楼做传菜，再到罗湖的一家电子厂做装配员，再转到一个传呼台做接线生，有一段时间她又重新回到饮食行业，最后到八卦岭一个工厂做仓库管理，直到这个工厂转型，她才干起了现在的物业管理的工作。过去这二十年，她换过太多的工作，也搬过无数次家，如今她已在这里结婚生子，组织了自己的小家庭。

深圳曾经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像我妹妹这样的农村少女。在家里的时候，她要承担大量家务，有时还要从镇上的渔网厂领回一些织网的工作，增加家里的收入。每年春节，先她一步到深圳打工的姐妹们穿着各种新款的衣裳，带回来许多时髦的玩意，其中有人还出示过她从未见过的港币，这让她对深圳油然而生一种向往。等她终于到达这个城市，进入门禁森严、 像笼子一样的工厂，成为蚁蝼般忙碌的打工者的一员时，她有点不适应了。我记得一个晚上，在送她回工厂的路上，我曾这样劝慰她：

一切的争吵
让它随这个夜晚过去吧
明天你还要回到生产线
你是成千上万劳工之一
你是我在商业异邦的唯一亲人
最繁忙的工期过去
春天就会到来
你一觉睡醒
大客车就已载着你奔驰在回乡的路上(6)

我知道，思乡常常是我妹妹这样的打工者化解陌生环境下高强度工作的一种精神力量。她们是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超溢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她们在为深圳早期的加工出口经济模式奉献她们的热血青春。因为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地区的社会开始出现空巢化，原本充满活力的农业和渔业（农村的主要经济支柱）也开始凋零。自上世纪八十年初始，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抽取了农村的血液，却无法形成对它的反哺。在一个城市成功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众多远在边缘的农村的奉献。

我的家乡是一个位于广东省西部的渔农小镇。每次当我花很长的时间，转换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喧嚣的大城市终于回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来到世界尽头的感觉。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这里却仍然维持着它原来的样子：一望无尽的红土地上，浓密的蔗林仍然在生长；水田里，老农和他的耕牛仍在孤单地劳作；黄昏时的滩涂，海水退尽，停满了帆桅不举的渔船。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了，它能一下子唤醒那种地老天荒的故乡认同。可我也忧虑它的不变，怕它终将被这个世界遗忘。

是保存过去的记忆，还是向前谋求发展？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常要面临的两难。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永远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它们之间的平衡像一道顽固的数学题一样艰涩难解。眼前现实似乎是，城市化浪潮滚滚向前，城市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大量集结起来的资本开始瞄向更边远的农村。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入侵，不仅引发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传承问题，也将涉及整个国家耕地面积的合理比例和粮食供给的问题。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人们是不是要三思而行？

深圳的原住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分享这个城市发展的成就。我妹妹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经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立足的空间。但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有一天再也无法准确考证出故乡在何处。渔舟唱晚，稻浪飘香，这一切只能在日后的梦中浮现……

3. 造城热

1992年，离我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除了谈恋爱，我还忙着编辑和出版地下诗集。我的文学青年的生涯大部分是在深圳度过的，我在此写下了我这辈子为数不多的诗篇。那一年这个城市刚刚出现酒吧这种新鲜事物（红岭路的公爵，也许是深圳的第一间酒吧），跟以前一直风行的夜总会不同，它更自由，更放松，也更容易发展新的人际关系。蛇口码头的外轮开始输入大量的墨西哥啤酒Sol和Corona, 那时全中国也就深圳可以喝到这样的啤酒。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悄悄起改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回到他亲手缔造的经济特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曾这样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7) 歌中的两个年份，不仅是深圳的重要历史节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在深圳大剧院的十字路口上长期竖着一张宣传画，上面不仅画着邓慈祥睿智的脸，还写着他著名的警句。他是深圳人的精神之父，因为他超卓的政治智慧和经济思想，这个城市得以收获今天的成就。在他去世后，宣传画下搭起了花坛，成为人们表达感恩和追念的一块神圣之地。

不知是何种历史因由，令这位领袖人物多次选择了深圳，在权力中央的激荡中发出他的最强音。在他1992年的南方之旅后，深圳再次被注入强大的动力，从初期通过加工制造业完成的原始积累开始步入一股牵动全国的新经济运动，房地产和服务业崛地而起，造城热开始到处蔓延。在深圳肇始的这场新经济运动，很快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一个政治型的社会进入一个全面消费的商业社会（这点变化在传媒产业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一些原本是宣传喉舌的报纸，也开始出现大量商业广告，并且在内容上主动寻找读者的趣味，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1996年，一个荷兰人的巍峨身影出现在深圳及其周边城市。他带领一帮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从事一项研究项目，最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来概括这些城市的特点：COED(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加剧差异的城市)(8) 。当Wired杂志问他从这些城市学习到什么时，他说，“在这些地方，新建设不仅是每日常事，也是每日乐事……我们研究了在这里设计一幢建筑平均所需的时间及人力，结果发现，我们所到之处，一幢40层高的建筑，3个人和3台电脑花10天时间就完成了设计方案。有些建筑的设计只需两天就完成。”(9) 这种对欧洲人来说不可思议的速度正是所谓造城热的典型症候。

那时的深圳正是各种断章取义式的欧陆建筑风格盛行的时候。他目睹这种拙劣的模仿，但也发现它们在分层和密度上出现与欧洲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深信这种大量存在的现实的合理性。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感觉，并通过展览和出版物向全世界分享了他的新发现。有意思的是，这次对珠三角城市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他后来对北京CCTV新总部大楼设计竞赛的兴趣，在夺得CCTV项目并成功完成后，今天他的建筑事务所又接下了深圳的两个大型项目（深交所和水晶岛）：十多年后，他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建设者。

他的名字叫Rem Koolhaas。他对珠三角的发现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亚洲社会特有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本厚达722页的哈佛研究报告时，那已经是2001年了。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我曾求学、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它令我变成一个无法遏止的城市研究爱好者。而这个城市的造城热，至今仍在继续。

4. 重返街头

深圳是一座24小时城市。白天，它的行政系统和商业机器高速运作；到了夜晚，热火朝天的民间生活则会接续城市的能量。前者隐蔽在各种建筑的室内空间，编织着看不见的权力网络；后者则完全暴露在街头，它制造的喧嚣是这个城市活力的表征。

在我走入社会的头几年，我曾居住在深圳的几个不同的城中村。我发现原住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这些社区，是一个既独立又开放的世界，他们吸纳外来者，同时又实行自治，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廉价便利而又热闹丰富的街道生活。住在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太大房租的压力，一切需求花很低的成本即可满足，我也从不担心半夜里找不到食物和娱乐，对于我这样的不寐者，城中村简直就是一个乐园。闷了，有盗版电影和游戏中心；饿了，有街头大排档，它不仅是营养补给站，还是社交场所，是聆听民意和观察世相的最好地点；累了，有一张床，让你快速充电，获得明日继续搏杀的力气。

不管在哪一个城市，真正活跃的街头生活总由底层民众缔造。首先，街头是他们讨生活的地方；其次，因为居住空间狭迫，他们只能去占据街头，在那里聚会和娱乐。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或生活碰上难题，但又找不到代言媒体或其它表达通道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街头发出自己的呼喊。对他们来说，街头既是拼搏求生的竞争空间，也是寻找集体温暖和精神慰藉的庇护所，更是表达意见和参与政治的议事厅。因为有他们，城市的街头才会生机盎然，才会成为永不落幕的社会剧场。

Henri Lefebvre曾说，空间是政治性的。(10) 从物理角度上看，它似乎是均质的，但当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则不免给它赋予了阶级性。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躲避底层民众的街头，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天生气味不相投，还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区隔意识：他们要住在有围墙和保安的共同社区，家里要有大客厅和花园，这样可以举办社交集会，把本应发生在街头的公共生活移入层层保护的私人空间中。区隔不仅是一种安全考虑，也是身份分层的象征。当这些人整天龟缩在自己家中，那些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城市公共空间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荒芜。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经常看见一些空旷寂寞的广场，或形同虚设的空中花园，或高级社区中无人问津的绿地景观。在规划设计的蓝图中，它们其实是理想的休憩、聚会的公共空间。因为阶级屏障和身份壁垒，社会的流动无法逾越城市在空间分配上的界线，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一边是众多浪费不用的空间，一边是挤迫困顿的芸芸众生。

无数个白天和夜晚，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2006年建成开放的深圳市民广场上走动、停留、沉思。它宏大的尺度再次让我产生一种卑微感（就像二十年前在火车站广场那样）。在烈日下，市民中心的巨翼向天空挑起；夜晚，它歇息在夜色中，任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灿。我在想，什么时候所有的人们可以重返街头？什么时候这个广场可以游人如织？它单一的功能设计（行政办公和政治象征）也许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城市空间要聚集人气，必须混合多种功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这也符合节约空间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除了举办庆典和仪式，是否还可以把街道生活搬移至此？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广场上人头涌动，到处是流动商贩，卖熟食的、卖报的、卖衣服杂物的，这些平时在街头谋生的斗升小民们，正在放开喉咙，高声叫卖……

5. 游乐场

深圳曾被称为南中国的娱乐首都。早期因为大量的香港人在此设厂营商，它拷贝了香港一整套的娱乐模式，到处都是歌舞厅、夜总会以及规模庞大的食街，大量年轻貌美的内陆女子在此聚集，满足人们的吃喝玩乐。作为一个凭空而起的城市，它的旅游资源乏善足陈，但聪明的深圳人却能以人造景观来创造旅游业的奇迹。“锦绣中华”、“世界之窗”这些微缩景区曾吸引无数中国人前来体验和观赏。它虽不是深圳的发明，但在深圳却被推至极致。

微缩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游乐文化，它在古代创造了盆景、园林和假山，在深圳则被神奇地转化成一种商业创新。微缩景观是一种替代物，它不仅压缩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更压缩了人们从梦想到现实的距离。它把大变成小，把自然变成人工，把真实变成想象，把别处变成此地，把遥不可及的东西变成可随意把玩的占有物。它通过压缩来改变事物的尺度，通过复制来摄取原型的本质。深圳这个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微缩标本，它把一个正常的人类城市上千年或数百年的成长历程压缩在短短三十年的时光宝盒之中，又把人们的梦想打包成可以马上兑现的、可触可感的坚实物质。

我在此生活的十年中，目睹了这个城市更多游乐设施的建设。从深南大道一路西行，你常常可以遥遥望见“香蜜湖度假村”高入云端的摩天轮，“水上乐园”像巨蟒一样千回百转的滑道，还有路边“欢乐谷”霓虹堆砌、五光十色的巨型广告牌。我常常想象它们多年后停业不用、变成废墟、遍长青草、爬满藤蔓的景象，因为这些设施总让我萌发生命短促、快乐难再的感慨。那种在过山车中命悬一线的刺激，在迫真的神怪世界里的惊险，在水中嬉戏打闹、浑然忘忧的短暂满足，制造了一种与现实世界的对抗，它让人依赖犹如致幻药物。有一天，当它们终于普渡完我们这些在尘世中打滚的凡夫俗子，就会功成身退，化为荒土。

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知快乐为何物。我们有过很沉重的历史，习惯于奉献，成为集体的工具，所以在迈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娱乐成了我们表达醒觉的方式。就像崔健的横空出世，他从事的不过是音乐事业，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被整个社会的期待塑造成思想的先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开始全面转型的时候，所有文化先锋都从娱乐这条线索上找到突破口。他们寄居在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事物中，把社会批判的利刃和快乐精神的喷涌一起送出。这是策略，也是历史的选择。

有一段时间，我在深圳从事着把崔健这样的摇滚战士引介给本地更多人群的工作。那时我们的演出只能在酒吧这种商业场所进行，我目睹过成千上万人为他的音乐如痴如醉的盛况，在舞台下，在挤迫的空间里，人们通过他的歌声宣泄自己的痛苦与不满，获得明天继续生活的力量。在震耳欲聋的摇滚声浪里，我深深感到，这个社会不是娱乐太多而是太少了。

今天，娱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场盛大的景观（特别是有了更强大的媒体工业的参与之后），它有过度的倾向，甚至开始消解我们时代那些意见领袖们严肃的思考。但我仍然相信它的价值。不管多么优秀的大脑，它都必须找到一个出口，找到和更广阔的人群的接合点。过去的策略仍然有效，摇滚乐仍然需要观众，而城市，继续需要游乐场！

6. 未来城邦

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在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深圳一直在找寻它的定位。试行多年的经济改革为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们丰衣足食之后，会否进而追求另一层面的东西？例如，深圳有否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特区，在中国率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曾有本时政杂志作过这方面的推测。(11)深圳的政府近年来的确曾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它是中国第一个把自己的办公大楼称为市民中心的市政府，体现了一种以市民为主、为市民服务的民主执政观念，与中国政治官本位的传统迥然有异。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一直是个瓶颈，政治特区的未来想象，似乎不易确定。

但关于撤销二线关(12)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深圳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二线关作为曾经的经济特区的重要物理象征，今天已日益成为深圳与内地之间物流和交通的障碍。深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急需向二线关外拓展。民间关于撤销二线关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它的争论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也不绝于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条长达100公里的边境线真的会成为一个供人怀念的遗迹？甚至还有人提出撤销一线关的建议。如果这两条边境线都撤销的话，深圳与广州、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周边城市将会扭结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带，或者说变成一个大都市区。目前已经架设的城际交通实际上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了，将来人们在珠三角地区的快速通勤将大大消弥城际的差异，那种感觉就如同生活在同一城市！

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联合一直是人们探讨深圳未来的一个重要话题。过去，香港如同长者般照顾深圳，现在深圳已经长大成人，要谋求更大的发展，而香港则有点后继乏力，需要搀扶，两者之间如同恋人般互相瞩意，随着两地之间更多的跨海大桥和公路的建成，以及对边境线的一些土地的共同开发，他们的恋情也进一步升级。将来他们会否合而为一？会否变成一个城市？一种制度？一个政府？

以上也许只是对深圳的城市政治和地理变化的一些推测和想象。关于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改变？这方面深圳也许和别的城市一样，会走向同一个趋势。曾有人问我，到2050年，我们的城市、建筑和生活将会怎样？下面是我的回答：

首先是我们变老了，然后所有交通工具都快得来无影去无踪，因为太快了，人们赶不上它的速度，所以都不想外出，呆在家里，一个浓缩了所有娱乐和起居需要的电子建筑，可以让我们消磨终日。房子都不是用现在的材料盖的，它是一种数码建筑，人们不是用物质来区隔自己的空间，而是用一种数据流。或者可以这样说，以后空间这个概念也不存在了，因为太便捷的交通和数码生活设施，城市的界限也消失了，你不知自己在哪里，你只是生活在时间流里。当然电子世界里仍会存在贫民窟，那是网速仍停留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水平的居住聚落。

注：

(1) 驱动三十年前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诱因之一，据说是1962年深圳宝安的十万人逃港事件。“香港有个罗芳村，深圳也有个罗芳村，前者是由逃港者建设而成的，1962年两村收入相差100倍”，《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的一篇报道曾这样说。
(2) 何煌友，一个在本地农村文化站工作的摄影师记录了这种声嘶力竭的场面。
(3) 位于深圳东部的沙头角中英街，首次带给了部分中国人疯狂购物的体验。
(4) Manuel Castells，一个在1983年途经中国南方的西班牙人在后来他出版的一本书《千年终结》中将这种试验称为“关系资本主义”。
(5) 这条江叫珠江，它冲积出来的平原叫珠江三角洲。
(6) 《小妹》，1991。收入自印诗集《诗十八首》。
(7) 《春天的故事》，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董文华原唱。
(8) Great Leaf Forward, project on the city 1, Harvard Design School, edited by Chuihua Judy Chung, Jeffrey Inaba, Rem Koolhaas, Sze Tsung Leong, Taschen, 2001.
(9) Wired Magazine, July, 1996, Issue 4.07
(10) 参见他的著作《空间与政治》。令我意外的是，Henri Lefebvre在成为一个著名的城市研究权威之前，曾是个乡村社会学家。
(11) 《凤凰周刊》，2008年8月号。
(12) 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线被称为一线关，与内地之间的边境线被称为二线关。

更多信息，请往双年展官方网站：http://www.szhkbiennale.org]]> ]]> Sat, 21 Nov 2009 21:59:13 +0800
A
Aberrant Architecture
Acconci Studio
Alles Wird Gut
Alliance Architecture
Lara ALMARCEGUI
Alterazioni Video+AnotherMountainMan

B
BAI Xiaoci
Ball Nogues
Bjarke Ingels/BIG with Kaspar Astrup SCHRÖDER+Team Jiyo
Mathieu BORYSEVICZ+James BREARLEY/BAU
Bureau des Mésarchitectures

C
CHEN Zhen

D
Leroy W. DEMERY, Jr.
DnA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DRDH
Dry Dairy

F
FAT
feld72
FENG Guochuan
Franceschini+Allende/Futurefarmers
Sou FUJIMOTO

G
Fabrizio GALLANTI+Francesca INSULZA
Joseph GRIMA+Jeffrey JOHNSON with Jose ESPARZA
Go West Project

H
HE Huangyou
HKU Architecture Students+Juan DU
HUANG Zhonghan+LIU Sizhao+LIN Tian

I
IDU_Architecture
ifdesig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J
Jiakun Architects

K
Toshihiro KOMATSU
Charlie KOOLHAAS
KUU

L
LIN Chi Wei
LIU Kuo-Chang
LIU Xiaoliang
The Living
LOT-EK

M
MAD
Neville MARS/DCF
Maurer United Architects

N
Hideyuki NAKAYAMA

O
O.P.E.N. Architecture
OURGROUP+ZHANG Liang

P
Polit-Sheer-Form Office
Marjetica POTRČ

R
Reiser & Umemoto
Rigo 23

S
Thomas SCHERZER
sciSKEW Collaborative
Standard Architecture
Studio Pei-Zhu+ARUP
SVESMI

T
Tercerunquinto
Momoyo TORIMITSU
Triptyque

U
URBANUS+LI Shiqiao+Esther LORENZ+Ryan BISHOP+John W P PHILLIPS+Scott LASH+Andrew BENJAMIN

W
WANG Wei
WEAK! Architects (HSIEH Ying-chun+ROAN Ching-yue+Marco CASAGRANDE)
WORKac

Z
ZHENG Guogu+Yangjiang Calligraphy Group
ZHU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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