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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不作为”的建筑

[ 2014-07-18 20:25:32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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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不作为”的建筑

阮庆岳

以南台湾为基地的刘国沧,以积极的建筑实践行动与丰富多产的作品,展现出对土地、人、家、时空与记忆,深厚而温切的人文关怀。切入时准确、落实、自信而动人,作品显露对纯然理性价值主导世界的不以为然,自在游走于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构间的模糊地带,往返间散发着乡愁与诗意,思维的方式,殊异于同代的他者,操作建筑的手法,也宽广活泼。

本质上,刘国沧会让人联想起谢英俊。这不必然是因为操作手法的相似度,更在于他们注视建筑的方向与角度,相对而言迥异于多数的建筑人,能同时对在地、现实与复层涵构(文化、历史、生态、经济),显露出浓烈的关注能力,对于此刻被奉为神明的“现代性”,有着修正或批判的对抗意志。

他们都不把建筑的单体美学,视作操作建筑的唯一目标,反而认为建筑更应是背后整体社会与环境等现实情境的展现体;因此,建筑对社会现实的沉疴,以及时代此刻的大走向,必须要有责任去响应与改善。

两人看待建筑,也同样具有相对宏观的视野,不管对环境、历史、文化、阶级、材料、工法、经济等议题,都能整体纳入他们对建筑的思考里。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对所谓真实现实(real reality)的敏锐体察能力,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想直视现实情境,不想停留在假象观点(或说同谋说法)的企图。因而,不会轻易就被糖衣包裹的许多社会表象所欺瞒,会想藉由一己的建筑作为,直接挑战问题的真正核心。

两人都认为简化工法、选择在地材料、维持构造系统的模具化,以及允许其在未来依旧具有可调整的改变性,都是建筑应当具有的要素,也同时都会去触碰建筑背后社群结构的议题,与因之连带而生的经济问题。

但是,刘国沧当然也和谢英俊不同。

同样作为复杂现实的勇敢挑战者,两人在做法上大不相同。基本上,谢英俊对目前的一切现实,有其因想批判整体系统(尤其是营造体系)而生的挑战感,因此他的作为,常是要与既有的体制与价值,做出决裂的对立挑战。刘国沧虽然对现实同样有着稍显温和委婉的批判,但他倾向在体制内作改革,尽量寻求在现实运作系统下,不彰显出违逆与对立态度,来做出他的突破与改变。

简单地说,一个是在体制外做改革,另一个则是想在体制内做改革。一个像是在做革命(不成功便成仁,或是说汉贼不两立),一个却像是在为岌岌垂危的老树,做接枝长芽的园丁勤劳工作。而这样接枝长芽的模式,大概也就是刘国沧与谢英俊的真正分歧点,刘国沧的作品与思考,有着企图与背景大涵构作连结的特质,尤其擅长的,是处理时间感的连续性(譬如对记忆的重视),也因此使他的作品可以脱离在表达异议时,一般熟悉也惯用的对立抗争/显性批判位置。

刘国沧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质,是在所谓的人间现实之外,他可以有能力注视到非现实的议题,譬如前述的时间与记忆,也因为这样的特质,使他在处理现实议题的角度与思维,会在层次与视野上,都显得深邃与丰富。

也因为这样的特质,刘国沧的作品展现,也拉出两条近乎平行也难分高低的发展路线,其一自然是以建筑营造为本的作品,他在这部分的施展,着力点在前述对于在地现实(既有材料、既有工法与其它既有的现实)的尊重与接续能力;其二则是以装置艺术为本的创作,重点在探讨更属形而上的空间议题,主要在对既有时空与记忆间的关联,做出某种召唤与对语,也可以看做是对全然依赖形而下思维的建筑界的某种批判与修正吧!

因此,关于刘国沧建筑实作作品的意义(与异议),我觉得应是落在对于由上而下知识与权力的破解,也就是对于不断被标准化、制约化的现代建筑发展,提出一种从底层出发,以在地资源与条件为本的回答,其中强调的是因地制宜的可能,也挑战全球化系统下知识与技术被寡断(即商品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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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沧,“安平舢舨码头渔具仓库”,台南安平,2003年。打开联合工作室供图。]

对于这部分,可以用刘国沧的三件作品作代表说明。首先是“安平舢舨码头渔具仓库”,这是位于台南的安平码头,提供给渔民可自行搭建/修改的仓储及生活空间。他在这个作品里,展现两个有趣的面貌:一是对原本既有的渔具棚架(后被拆除)与渔民的生活文化、构造形式及使用材料(如竹子、木板、绳子、浪板、帆布)等,所显露细微且深入的观察力,和对于用户自发行为模式尊重的态度。

这部分的特质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因与现实连结而显得浓郁且真实的氛围,以及有着与环境既相异却又能兼容/相接的个性。例如工作棚架、储藏空间、厕所与起居空间的使用安排,不但见到能与现有的纹理作对话,又可以在建筑专业上自我明晰作展现。

另外,在“安平舢舨码头渔具仓库”作品里,还可以见到刘国沧对待材料工法的选择态度。他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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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建筑物

[ 2014-07-16 22:14:18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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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建筑物

作者:Ralph Rugoff
译者:李明倩

1988年,德国艺术家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出版了一本名为《精神建筑物》(Phychobuildings)的黑白摄影集。摄影集与另一位著名左翼出版人的作品异曲同工,重点介绍一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突显怪异奇特空间的建筑结构图片,部分影像记录了建筑物建造或拆毁中的状态,为类型化的城市网格建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选择。它们都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精神疾病(Psychotic)这一形容脱离于现实的心理状态的精神病学词汇,因为它们都断裂于过度规划的现代城市景观。但是,基彭伯格这位反讽主义大师似乎在作品中影射了一些其它的内容:比如,不仅对创造出这些非理性建筑症候的社会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还质疑了包裹这些变异建筑的大都会空间也受到束缚。事实上,基彭伯格并未试图剖析所拍摄图片的异常之处,而是欣喜、幽默地将其视为解决现代建筑环境风格千篇一律的良药。城市的水平面上形态乖张的凸起,具有一种有益的力量,能够破坏我们习惯性的理解力,只需一瞥就可以穷尽环绕我们的空间。

如此,精神建筑物并非是一种失序的象征,而是一次对历史上称之为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杰作的理性和抽象空间的背离。基彭伯格的“精神建筑物”一词被借用来命名在伦敦海沃德画廊举办的建筑艺术展:“精神建筑物:当艺术遇上建筑”(Psycho Buildings: Artists Take on Architecture),以体现和探索被称为建筑潜意识的艺术作品。这个展览中的参展艺术家们旨在重新唤起我们对居住方式和居住环境的思考——不仅仅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同时也凸显出我们对那些空间关系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建筑的主动认识。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参与到建筑空间的政治、物质与心理学的维度中,感受其形式与实质的多种面相。与此同时,这些艺术家们希望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包装”上戳开一个个“洞口”,以显示出空间的多重特征与维度,它的延续性,以及它有时体现出的碎片化形态。

从某种层面上,他们的作品处于已经延续了近百年的某种艺术轨道中。极简派(Minimalist) 艺术家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在描述现代雕塑的演进时,曾有过非常著名的评论,即对于雕塑的关切,经历了从形式到结构,最终到方位的变化。这种导向性的变化反映出早期对建筑的重新思考:建筑并非由诸如墙柱等结构性元素构成,而是由空间构成。建筑史学家安瑟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在描述这种观念转型时,已经注意到这种空间的概念“被勾画为肢体运动和心理与视觉投影的产物,并且在该过程使观众感知”。空间是内部的、封闭的和包裹的,通过人们在其中的肢体动作获得仪式性的支持和架构。这打破了建筑史上严格的风格分类。(1)这种创新与现代主义(Modernism)偏爱的、被建筑家和抽象艺术家们广为采用的简约几何图形相结合,将重点置于空间上,为这两种学科开拓了一片交叉领域。现代雕塑大师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正是坚信其重叠特性的代表之一。(2)

追随着20世纪初期未来主义(Futurists)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s)建筑师的脚步,特别是1960年之后,雕塑家们创作了一批开拓空间而非单纯占领空间的作品,来探索这片交叉领域。他们重构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和雕塑,为楼宇、独立雕塑人像、环保设施,以及极简派所倡导的将建筑融于周围环境的作品提供了样板模型。在过去的20年间,愈来愈多的当代艺术家们拓展了建筑作品的领域,反映出对于空间问题的批判性的重新考量——它常常被称为“空间危机”(spatial crisis)——这些空间问题以往经常出现在包括地理学、文化理论、哲学甚至是经济学的领域内。

但是“精神建筑物”展览中的艺术家们不仅仅对建筑本身感兴趣,他们并未把建筑当作一门特别的学科或者一种同行交流的正式语言。与众多批评性审视、重复利用现代主义建筑,或者在作品中加入现代主义设计元素的当代同行不同,这些艺术家们没有将艺术与建筑交织而产生的跨学科实践,视为一种拷问这两种学科自主性的方式,尽管这种拷问姗姗来迟。他们的作品中运用了多元化的手法,没有过多追随现代主义主流理论,而更多地结合了20世纪其它探索空间关系多重性的艺术与设计: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mir Tatlin)、艾尔·李斯茨基(El Lissitzky),超现实主义与“局外人”建筑(Outsider Architecture,指非专业甚至非法的建筑,从流浪汉的临时居所到在公共空间未经许可搭建的小型建筑),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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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民间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是人类几千年来探索自己的居住空间的智慧结晶,它们都是一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但却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就地取材,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生态上具有自发的可持续性的建筑,我们把它们命名为“自建筑”(Autonomous Architecture),它们的营造法则与现代建筑工业迥然有异,它们是依赖民智和民力,自我生长维护的建筑。这里的十二个例子,是根据英国记者、历史研究者和档案收藏家John May在Buildings without Architects: A Global Guide to Everyday Architecture一书中的研究挑选出来的,V-ECO丛书第二集《自建筑》把John May对这十二种民间建筑的研究译成中文,但这里发布的所有图片均来自互联网,由欧宁收集整理。详细介绍请参阅《自建筑》的中文内容,此贴后附本辑完整目录。

曲木结构民居
Cruck-Frame Buildings

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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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罗石屋
Trullo Stone House

意大利东南部普里亚地区(Apuli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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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西亚窑洞
Cappadocian Cave Dwellings

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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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沼泽芦苇屋
Marsh Arab Reed House

伊拉克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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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心宅

[ 2013-12-15 13:39:05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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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V-ECO丛书之《自建筑》(Autonomous Architecture,将于2013年12月30日出版)的主体文稿,全文8000字,此处为完整发表。]

心宅

欧宁

自2004年至今,寒玉和郑小光移居黟县已经九年。两人因为写诗而结识,从没受过建筑学的专业训练,但在这里已修缮和改造了三处旧宅。第一处是西递村的一幢明代旧宅,他们把它改造成客栈,命名为“猪栏酒吧乡村客栈”(英文叫Pig’s Inn,因为他们把房子原来的猪栏改成酒吧,所以“猪栏酒吧”这个叫法一直沿用下来);第二处和第三处在碧山村,分别是“猪栏”系列的二号和三号。“猪栏”不仅在黟县和黄山地区人尽皆知,还被列入Lonely Planet的中国旅游指南,并被《纽约时报》的旅游版介绍。被吸引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法国电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也包括在中国的大都市办公室里上班的普通白领。

不径而走的口碑,很大程度上来自“猪栏”以细致入微的空间设计布置和日常家庭生活气氛的营造,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难忘的徽州乡村生活的深度体验。黄山景区风光奇美,但它主要是一种“被观看”的旅游资源;而围绕它的无数个村庄,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它们沉淀着在行政概念上已不复存在的古老“徽州”的种种细节,那是一个时光深处的故乡,是人们在当代都市的忙碌生活中朝思暮想的“桃花源”。把人们的想象变成可用身体触摸、可用感官拥抱的真实体验,让逃逸至此的人们可短暂居停,穿越时间的隧道,直抵心灵和肺腑,也许就是“猪栏”的秘诀。

寒玉和郑小光第一次在西递村购房时只是想改成自宅,并没想着开客栈。后来来的朋友多了,人人想住,才有了开客栈的决定。所谓“体验旅游”并不是从别处学来的理念,而是他们推已及人的朴素思想。他们热爱这样的旧宅,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尊重徽派传统民居形制的基础上添加更适合当代生活要求的设施,在修缮过程中既对传统心存敬畏,同时又追随自己的心灵,为它们营造一个自由、舒适的居所。这种“心宅”,乃是疲惫的心灵可以寄托和依傍之所在,是人生苦旅的归宿。人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它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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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栏”二号主屋南门,碧山村。寒玉、郑小光供图。]

“猪栏”深藏在乡野之间,却迸发出无远弗届的诱惑力,它不仅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山地区的旅游观念,更创新了一种在农村地区进行历史保护的新模式。黄山乡村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现在仍停留在“被观看”的层面,村庄被圈作景点,收取门票,村人的日常生活陷入“表演”的虚假,游人走马观花,缺乏深入的体验。这种浮浅的旅游模式,不仅令人们对乡村的美好想象大打折扣,也深深危及农村生态和历史遗产的保护。寒玉和郑小光购买濒临倒塌的旧宅,出资修缮,既保持外观的原貌,又以新的功能设施激活它们的使用,让它们向热爱体验乡村生活的人们开放,使它们恢复人气,重获生命,同时还能为农村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这可以说是目前最有效的旧民居保护和再生的方式。他们的乡居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外面前来,购买和修缮旧宅,或自住,或开客栈,这样的流动,不仅从物理上激活了更多的历史遗迹,也促进了乡村生活的复兴。

黄山地区今天涌动着的这种潮流,归根到底是因为它的乡土文化特别是它的乡土建筑的吸引力。在千万里之外,人们仍能听到徽州祖先强大深远的召唤,他们创造的辉煌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的召唤一定会找到热爱这片热土的人们,来接续这珍贵的遗产,挽历史于将倾。经过九年、三次修缮徽派建筑的磨练,寒玉和郑小光这样的有心人,从诗人变成了业余建筑师,变成徽派建筑自觉的传承者。他们在传统基础上的探索,也成为当代民间建筑(Contemporary Vernacular Architecture)卓有成效的样本,它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那些已被现代建筑工业遗忘的民间建筑观念和营造法式,如何对今日生态和人居环境产生新的价值。



“猪栏”一号隐藏在西递村的连片聚落中,骤看很不起眼。它的主屋是典型的徽派“小廊步三间”(小三合屋),从敞厢入屋,是“四水归堂”的天井,一面高墙,高墙面对的是明堂,明堂两侧是两个卧室。通往二楼的楼梯不按徽派民居的形制(它一般藏于太师壁后),而是改在一楼右侧卧室的右边,再接着在二楼右侧卧室的右边一直通到三楼。一般徽派民居都只是二层,但这房子是个异形,在第三层有个小阁楼。小阁楼原用作堆放杂物,寒玉和郑小光却把它改成一个敞开的观景平台。从低矮的、触手可及的屋檐下望出去,春天油菜花漫山遍野,夏天蝉鸣充耳可闻,秋天远山层林尽染,冬天白雪覆盖着村庄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和观音墙,有月亮的夜晚,银光倒泻,白墙灰瓦,漏影交织,仿佛一首影像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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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环境运动与政治转型

[ 2013-08-30 23:48:02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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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环境运动与政治转型

何明修

*本文以英文写成,原题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Democratizing Taiwan (1980-2004):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收入East Asia Social Movement, edited by Jeffrey Broadbent and Vickie Brockman, Springer, New York, 2011. 由作者与蔡依伦翻译成中文,并由黄梅兰校正。此中文版经过欧宁编辑,部分内容有删减。

前言

过去20年以来,台湾已经成为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分子。在经历了50年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之后,政党政治与激烈竞争的选举开始浮现。随着2000年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台湾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民主政治体制。过去关于台湾转型的研究中多半强调其渐进主义的特色,尤其是国民党领导者改革的意愿。晚近,新的研究则是注重公民社会的角色发挥,亦即是政治转型中的各种社会运动。

“找回公民社会”是了解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板块移动之下,社会运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而集体行动又如何受到政治转型的制约?本文分析台湾环境运动长达20余年的发展,借此了解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运动的发展。

简单地说,环境运动是一种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集体行动。然而,这样的定义却忽略了环境主义的各种多样性。Ramachandra Guha和Juan Martinez-Alier指出,当北方的环境运动强调荒野保护(wilderness crusade)之际,南方的穷人已经提出了社会正义与人权的运动主题,也就是所谓的生计维持(livelihood protection)。台湾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区,而且也位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陲地位,因此同时出现两种环境运动的类型。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探讨台湾“生计维持”类型的环境运动,有助于我们厘清社会运动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1950年代晚期,国民党悄悄地放弃“反攻大陆”的军事目标,改以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正当性。台湾在1960年代之后成功地开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经济繁荣成了用来延迟恢复宪政民主的方便借口。以Adam Przeworski的话来说,这是“一桩被默认的交易”(a tacit barter),以经济富裕换取政治上的顺从。在缺乏民主的监督之下,一心一意追求经济发展导致了环境的破坏。事实上,1980年代众多反污染的群众抗议都是针对当时被当局大肆宣传的“十大建设”,包括核能发电厂的兴建,以及石化产业的开发。在动荡不安的1970年代里,“十大建设”被领导人用来形塑国民党当局的经济领航形象,以强化一连串被国际外交挫败所冲击的政治信心。正由于经济成长被用来作为“大有为政府”的证明,所以公害的受害者将他们的不幸归咎于国民党执政者。环境抗争的出现,显示出在独裁政权下确实存在不满,环境问题所招致的民怨很容易就会引发“对当局严加苛求的公民社会”(demanding civil society),以致于在政治转型过程中获得广泛的回响。

其次,在众多先进民主国家和地区中,生态议题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没有办法轻易地被放置在左翼或右翼的意识形态光谱上。环境运动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议题,它挑战的是资本家与工会的支持经济成长之共识。Claus Offe认为,各地环境抗争的出现是“常态政治”(normal politics)(例如政党政治、国会与司法体系)的危机,因为它越来越不能吸纳新浮现的政治议题。然而,在后进民主化的台湾,新生的环境运动者面对的是衰退中的威权主义,而不是老化的民主体制;当“常态政治”逐渐开展之际,环境运动者发现许多政治联盟的机会,他们可以进行政治游说,甚至参选政治公职,或是组织政党。不可避免地,环境运动成为了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斗争的政治筹码。

因此,台湾的环境运动不仅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同时也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此,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中心的变项组合,它们对于集体行动者形成一定限制与帮助,降低或提高了运动动员所需花费的成本。这个组合包括政府自主性(state autonomy) 、抗议处理(policing of protest) 、政策管道(policy channel) 和政治联盟者(polit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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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寻找乌托邦: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 2013-07-19 18:10:58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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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乌托邦
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

欧宁

本文为V-ECO丛书之《回归土地:新西兰的另类社区运动》(Go Bush! - Alternative Life in New Zealand)的主体文稿,全文约18000字,此处为完整发表。

何处是桃源

塔卡卡(Takaka)是新西兰南岛城市尼尔森(Nelson)附近的黄金湾(Golden Bay)西南面一个小镇,人口只有1200人左右,我们的车在它的主路上呼啸而过时,只看到一些分布稀疏的炸鱼店、咖啡店和一个规模不太大的超市。到达这里之前,我们已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盘山公路,它的出现,标志着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

向西,经过连绵的牧场和两座桥,人烟越来越少。20分钟后,我们经过平原上最后一幢房子,柏油路终止了,接上了一条很窄的碎石路。它是依山开凿出来的,没有路基,没有护栏,透过浓密的灌木丛,可以看见右边一条河升腾而起的水汽。手机信号消失了,GPS无法使用,路上没有人,也看不见动物,四周只听见河水奔突的声音。贴着山岩小心行驶,我们的车犹豫起来,不知是否走错路了。

我们没有向导,谁也没来过这里。我们决定开回那幢最后见到的房子那里去问路。可是到了那里,叫了半天,没人。不久有一辆车从河谷方向开出来,停在房子前的信箱那里。“请问虹谷社区怎么走?”我们走上前去,车窗摇下,一个白发红脸老太太探出头来:“我就住在虹谷社区,刚从里面出来!你们就是前些天跟我们联络来访的吧?年轻人,要相信自己,往前走没错!”

我们这才知道几乎要到达目的地了。那条河就是在地图上看见的安那托基河(Anatoki River),它向东奔流,注入黄金湾。我们要寻找的虹谷社区,已经近在咫尺。迷路的恐慌顿时消散,我们继续前行,不久就看见成群吃草的奶牛,金黄的落叶在路旁层层叠叠,河雾穿透车窗,触手可及,继而又低低地飘浮在树林里,被夕照映成烟霞,空气清洌,沁人肺腑,斜顶木头房子在不远处若隐若现——我们以为身处仙境,直到车子在一块写着Rainbow Valley Community House的牌子前停了下来。

回归土地

1974年之前,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叫格洛弗斯平地(Glovers Flat),地权属于1940年代迁来的Holmwood家族,他们曾在此开设一个锯木厂。1974年,他们因要移民澳大利亚,于是把这块地放入市场抛售。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人Jim和Lynn,他们的经济收入可能不足以参与当时美国风行一时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而且也不想在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生养下一代,于是想到土地更廉价的新西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碰到有同样想法的另两对新西兰年轻人,Peter和Mary Jane,Bill Holloway和Carol Parkinson,他们一起用25000新西兰元购下了这里共103公顷的土地,并改名Rainbow Valley,开始实施他们的嬉皮公社梦。

他们为此成立了公司,并平等持有股份。刚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只有几块根本围不住牛羊的围栏以及一间仅有三面木板墙的谷仓。他们住进这个谷仓里,头一个夏天就被当地报纸公布为“不合格住宅”,他们不得不与当地政府论战,并着手申请盖新的房子。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农场,以有机方式共同耕作和放牧,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采用共同抚养的方式,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期间有成员离开,也有新成员加入,所有关于公社的公共事务均采取“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形式来决定,因为要求每个成员都达成共识才可作出一个决定,所以过程极其漫长。但这种分享水平权力(Horizontal Power)的方式却作为公社的精神原则一直被坚持下来。(1)

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结社行动,可以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回归土地”运动在新西兰这个偏远的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回响。“回归土地”的精神理念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平均主义(Distributism)思想:它试图发展出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认为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生产资料应广泛分配给普通民众,而不是集中控制在国家或少数资本家手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过度发展的消费浪潮,城市环境的崩坏,水和空气质量的恶化,能源危机,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失败感等等,引发人们向往自然和农村,寻找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可公平分享社会资源甚至展开民主实验的另类生活方式。(2) “回归土地”运动主张离城学农,在可共享产权的土地上进行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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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北京的气候政治

[ 2013-07-10 22:59:56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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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Li, Beijing's heavy haze, the LED screen in Tian'anmen Square showing a blue sky, on January 18, 2013 in Beijing, China. Copyright: Getty Images

北京的气候政治

欧宁

给鹿特丹WdW Review写的专栏中文版。英文版见:http://wdwreview.org/desks/beijings-climate-politics/

2013年1月27日,Youtube上发布的一个视频引发大量点击:在北京居住的伦敦艺术家Matt Hope,利用废旧材料,制造了一辆“呼吸自行车”(Breathing Bike),用来应对北京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1) 这辆自行车上安装了一个IKEA垃圾桶、战斗机驾驶员面罩、轮式动力马达、过滤器和用胶管连接的摩托车头盔,当自行车被踩动时,马达将会发电驱动过滤器,里面的正电荷会除去空气中的灰尘,负电荷会吸住雾霾中的微粒,清洁过后的空气被输送到面罩供人呼吸。视频记录了Matt Hope在北京的街道和胡同中使用这辆自行车的示范以及讲解,“雨天使用时要小心,它产生的电压高达5000伏,足以将人电死。”显然这仍是一个有很多缺憾而无法普及的设计,它更像是一个艺术作品,把去年以来北京的空气污染话题推至一个更大的层面,引发各大通讯社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其实早在2009年12月21日,《纽约客》驻北京记者Evan Osnos(欧逸文)就在一篇关于中国大力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专题报道中谈及北京可怕的雾霾:“我在北京待了4年,已经不用拉开窗帘就能判断污染程度;在雾霾最严重的早晨,一醒来我的肺就开始疼。市政府比较不拘小节,他们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是不包括对呼吸系统伤害最严重的微小颗粒物的。”(2) 我自己是2007年从广州搬到北京的,在开始几个月,我的喉咙常感到不舒服,住久了才慢慢适应。在北京的日子,我也常常遭遇大雾围城的景象,连中午时分的能见度都非常低,你只能看见近处十几米以内的物体,令你有一种强烈的末日感。直到2010年7月,我读到 被译成中文发表在《读库》上Evan Osnos的这篇文章,我才明白这叫雾霾,是一种严重的空气污染。

Evan Osnos的文章还提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他们的房子顶上安装了一个空气检测器,每个小时都自动发一条Twitter公布结果,计分的算法是用1表示最洁净的空气,500表示最肮脏。从此我开始在Twitter上follow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BeijingAir账号。根据美国的AQI标准(Air Quality Index), 高于100是危害健康的空气,被森林火灾包围时的空气在300以上,而@BeijingAir经常显示的记录是500, 并提醒”Hazardous”! 每当这时,我便选择留在家里,减少出门。直到2012年,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才大量出现对北京空气污染的激烈议论,越来越多人知道什么是PM2.5(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污染物颗粒,Particulate Matter), 并对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感到愤懑。有官方的声音说,美国大使馆在Twitter上公布的北京空气记录是恶意的,从此北京官方在每天的空气报告上加上了PM2.5的数值,但与美国大使馆的记录的差异又引起网民的嘲讽。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高级干部最多的城市,他们在住房、用车、医疗、食物以及消费品的分配上都有“特供”通道。有网民说,这下好了,在呼吸空气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再拥有特权,终于可以人人平等了。国际环保主义者曾把在环境问题上的平权共享称为“环境正义”,可是,这个词如果用来说北京的雾霾,这是多么讽刺!以“作秀”著名的中国商人陈光标,于2012年9月17日宣称将在北京开售10罐采集自井冈山、延安、新疆、西藏、玉树、康定和他的家乡安徽五河等地的新鲜空气,每罐人民币5元。“易拉罐中设有芯片,装空气时,甩三次手,空气被甩入罐中,并且负氧离子含量达到一定要求,芯片才会感应盖子自动封闭。”陈光标说,“一罐中的负离子氧相当于医院5个氧气罐的含量,每罐空气八两至一公斤。”(3) 人们对此只是一笑置之(谁会真的把新鲜空气看作紧俏商品?),最后陈光标把售卖改为免费派送。

2013年1月,在强大的民意影响下,离任前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即将上任的新总理李克强都对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发出要大力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震怒了。北京市环保局随后公布了北京雾霾的三个原因:一是北京三面环山,当大气静稳,各类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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