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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

[ 2013-10-02 12:45:07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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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港两地策展团队成员合照,摄影:白小刺,2009年,深圳规划局。

南方以南
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

此文为《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全记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一书序言。

欧宁

关于中国的地理分割,黄仁宇曾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出“15英寸等雨线”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地图上可以画出一条15英寸等雨线……凡线之以南以东,平均每年至少有15英寸之雨量,可堪耕作,线之以北以西,则低于此最少的雨量。而这等雨线也是胡汉之分划和少数民族及多数民族几千年长期交兵之处,而尤以气候干旱和人口过剩时为然。”(1)此线部分与长城重合,东南属农耕文化,西北属游牧文化。这其实是黄仁宇根据历史上的土地和气候资源分配、空间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区域文化特性推演出来的一条历史学的分界线。而在地理学上,流行南北之分:以秦岭和淮河为界,秦岭-淮河线是江河冬季结冰的分界线,也是亚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一月0℃等温线通过秦岭-淮河线,此线以南属亚热带,称南方;以北属温带,称北方。但更为深入人心的是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的习惯:经历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之后,大量中原望族南迁至长江以东(史称“衣冠南渡”),他们所带来的先进农业后来进一步推移至长江以南,从而形成富庶的“江南”特称,到了南北朝,以长江划分南北的观念便固定下来。依此观念,北方大致包括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南方则大致包括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

深圳和香港这两个毗邻的边境城市,地处中国大陆版图南端,堪称“南方以南”。它们位处珠江三角洲,在很多历史文献中,这里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原住民多是“以舟为室,以水为陆,浮生江海者”,(2)即水上居民,粤语称疍民,它的耕地乃由中原南迁的衣冠华胄开发沙田而来。在香港,由于历史身份认同的需要,有人曾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考证香港人的始祖为“卢亭”——东晋年间出没在大奚山(大屿山与香港岛的合称)一带,身上长鳞、爱喝鸡血的鱼人,据说也是珠江疍民的祖先。(3)疍民以水为家,没有地权,一直被视为贱民,甚至不能参加科举,也因此培育出远离中央政权、不参与主流社会的基因。珠江三角洲地处偏远,蛮荒未化,在历史上更是官僚系统失败者的发配之地,本地的叛逆者和外来的失意者的交汇,更使这个地区形成一种不依附主流系统、独立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性格。这一性格,与全球视野中的“南方”正好吻合:所谓“南方国家”主要是指南半球的欠发达地区,包括非洲中南部、美洲中南部和南亚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即毛泽东所谓的“第三世界”。在北方发达国家通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潮流中,南方国家一直反抗这种主流发展模式,尝试寻找另类的现代化之路。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南方”都代表了一种不与主流妥协的精神,而“南方以南”,则是这种精神的极致化。2009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正是试图从空间、地缘和历史的角度,检视这两个边境城市的叛逆性格和创新精神的结果。

空间变迁

香港于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孰料一百多年前的“耻辱”,却造就了香港日后在亚太地区成为璀璨夺目的国际大都会,在英国人的管治下,它成了国际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业的枢纽,以廉洁社会、优良治安、经济自由和法律制度完备闻名于世。在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岁月里,它更成为一个支点,反过来撬动当代中国历史的飞跃。深圳原是它毗邻的一个沉沉大睡的小渔村,1979年开始筹备建立深圳市,1980年正式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拉开了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1970年代末,历史的魔术棒指向这个边陲渔村,完全是因为要向它近邻的香港借力。那时的香港,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制造业发达,金融资本汇聚,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文革乱象令人胆寒的后续影响中,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对中国都望而却步,只有香港,因为离大陆最近,且同宗同文,兼是海外华人的中心纽带,这种顾虑最有可能被打破。中央政府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正是希望通过民族亲缘关系把香港的资本吸引过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今日的深圳。

今日深圳已经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每平方公里已达5201人。它也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城市,从一个小小渔村到人口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只用了30年。早期深圳主要靠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来完成原始积累,由香港人在此投资设厂,吸纳本地及外来的农村劳动力进入生产线,他们所完成的产品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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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y fabrics ... Ball Nogues's Chinese dragon, made of 12,000 American Apparel vests and underpants, on display in the Shenzhen Civic Centre

China's Urban Art Shows off Skyscraping Ambition
Exhibiting a rotting tofu hut alongside a dragon made of underpants, Shenzhen's third biennale of architecture glories in the dizzying excess of China's urban growth

James Westcott
guardian.co.uk,Tuesday 15 December 2009 13.37 GMT

At the top of Shenzhen's Lotus Hill, a statue of Deng Xiaoping is frozen in purposeful mid-stride. From here he gazes down on this southern Chinese boom city, teeming with 14 million inhabitants, separated from Hong Kong only by a river and a border. Follow the path down the hill, through manicured gardens and past young families (the average age in Shenzhen is 30, the age of the city itself), and you reach the megastructure of the Shenzhen Civic Centre. Its overwhelmingly mass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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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Hornsby
 on 2009 SZHK Biennale

[ 2010-07-21 16:41:34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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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MOBILIZATION
2009 Shenzhen &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 & Architecture

Adrian Hornsby


What the ‘City Mobilization’ theme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is mobilizing citizens. To date, China’s astonishing wave of urbanization has mobilized the mines and cement factories of the world, the mice of a thousand architects, and the labour of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workers. Least apparent however has been the voices of the new wave-borne urbanites. It’s a profound gap which is starting at last to receive some attention.

Post-Olympics China is now moving beyond naked awe at raw development, and is becoming more critical. There is a sense that too much architecture happen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has allowed itself to fall out of touch, and that it now needs to get over buildings, and engage with people. Most obviously in the Biennale, this surfaces as a lot of non-architecture. Almost half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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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杂志《中国思想:深圳马拉松对话》别册现已上市,各大书报亭有售。

全面记录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著名策展人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于2009年12月22日在深圳市民中心对三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中国重要人物的采访和对话。

出版人:邵忠|主编:欧宁|创意总监:令狐磊|艺术总监:吴桢|设计:沈方敏

电子版目录

前言:中国将去往何处?(欧宁)

0.开场与介绍: 奥布里斯特和库哈斯

1.贺承军与黄伟文

2.何煌友与安哥

3.邵忠与王石

4. “本土行动”成员和舒可心

5.胡向前、卢杰和邱志杰

6. 姚嘉珊与姚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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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我们知道《南方都市报》是中国最勇敢的媒体之一,作为它的社论作者,您的观点其实代表着这份报纸的观点,您觉得在中国,社会批评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长平:我并不是专职的社论作者,只是偶尔客串一下。更多的时候,我以个人的名义写时事和文化批评的专栏。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勇气,因为没有人告诉你空间有多大。你每天都在寻找空间,你所拥有的就是你找到的。如果你不找,可能就会窒息而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的批评一直对中国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进行紧密的回应,您是怎样抓取和挑选这些事件的?您如何挖掘出它背后的深意并组织您的观点?

长平:当下的中国是新闻富矿,你不用担心无话可说,但是你需要考虑怎样说才有价值。我每天思考得最多的是,哪些新闻的意义被遮蔽了,被扭曲了,甚至被黑白颠倒了?那些热闹的新闻,和我们日常生活是什么关系,和我们的文明历史又是什么关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是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在支撑您的写作?您平时都阅读些什么?

长平:和很多同龄的中国人一样,我受的教育相当复杂,从毛泽东思想到后现代理论,都产生过迷恋。就我的时事评论写作而言,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宪政立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文化上的多元思想。我平时的阅读以时事、哲学和文学为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怎样形成您自己的写作风格,从而使它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长平:我并不过多地考虑技巧。写得好的时候,我假想读者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当然,我也经常感觉到,面前空空荡荡,听众都跑光了。我批评政府,他们说我叛变祖国。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在过去十年或者说二十年中,中国新闻业是否存在着一个逐渐民主化的过程?

长平: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从体制上说,很多媒体都在从挣扎着从宣传机器变成造钱机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从文化上说,过去是士大夫传统,讨伐逆臣,以清君侧;如今羡慕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媒体独立。但是这些过程都没有完成,前现代的专制主义和后现代的娱乐至死并存,媒体被弄得像一个怪胎。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如何评价《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新闻业界的地位?

长平:《南方都市报》是中国新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它报道的孙志刚案件,改变了中国的不义之法;它的评论文章和深度报道,唤醒了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它的前主编程益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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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深圳马拉松对话实录:13.张念与孟晖

[ 2010-04-05 00:30:34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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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珺:谢谢谢英俊先生,谢谢吴音宁小姐。下面有请张念和孟晖。张念来自上海同济大学,她主要从事女性文化研究,孟晖是来自北京的作家,曾经任《读书》杂志的编辑,大家欢迎!

奥布里斯特:还是首先感谢两位参加马拉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作为文化研究学者的张念,您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张念:文化研究也是一个舶来的词汇,在西方有它的脉络,它主要是来自于德国的批判传统,是西方研究很重要的流派,因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它把阶级斗争也融入到它的脉络里。而在中国,在“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也要研究文化的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前30年、后30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后3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接触到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文化研究的议题。这个议题在中国的脉络非常有意思,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尤其是当代背景下的文化研究,给大家带来了文化平权的体验。尤其是在流行文化中,每个人都享有一种文化权利,并且享有自我创造的一种权利。文化研究这种在西方带有批判色彩的理论到了中国的语境之后,反而变得具有解放意义,因为这种所谓的消费文化、消费主权和消费意识,带给中国人非常有感觉的文化主张。正如当初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女权主义,这些理论到了中国后也长成了另外的东西。

库哈斯: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您认为女权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是什么?女权主义在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念:女权主义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和鸦片是一起的,它最早是一些老的绅士提出来的,这些乡绅觉得民族落后具体的形象就是女人形象的落后。因为他们有一个中西方女人的对比,他们觉得西方女人可以和男士出现在不同场合,可以和男人一起逛街,但是东方女人从宋代开始裹脚,一见到外人就慌张,她代表了古代中国非常落后的一面。所以,在对民族进步和现代国家的想象中,这个形象是过时的,他们就是要改变这种过时的形象,把旧式女人改造成现代女性。最早中国女权的引擎是这样来的,女性解放伴随着民族解决,或者说女性解放是民族解放的一个构件,中国的女权主义就是这样开始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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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深圳马拉松对话实录:12.谢英俊和吴音宁

[ 2010-04-04 01:16:37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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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谢谢!下面我们有请下一组对话嘉宾,来自台湾的谢英俊和吴音宁。谢英俊是著名建筑师,台湾第三建筑工作室的主持人,他主要在乡村和受灾地区工作,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理念;吴音宁是诗人、作家和社会运动者,她的著作包括2001年的《蒙面丛林:探访墨西哥查巴达民族解放军》,2007年的《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以及2008年的诗集《危崖有花》。

奥布里斯特:欢迎参加马拉松访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谢英俊的。您的工作不仅是给人们造房子,还教人们怎么去造房子,正如我们上面曾讨论的一样,鼓励人们去进行自我组织,您对建筑师的角色是怎么看的?作为一名台湾建筑师,您也在中国大陆工作,能不能谈一谈在台湾和在大陆工作的不同?

谢英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一下,我的工作与别的建筑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止是设计者,我们还是营建者,甚至我们还是建筑材料的生产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的工作和大陆的工作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一些共通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农民自建和他们协力互建的作为,这来自于我们的传统。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里,大部分的建筑都是这么做的,但在台湾这方面就可能少了,因为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而且地方比较小。提倡协力自建,我们有一个前提是,中国有大概7亿的农民,农村建筑这个领域,我们现在的建筑教育或者是现代建筑思维是踩不进去这个领域的。不止是中国,第三世界上60%-70%的人都属于这个领域。以我们在中国的经验,我相信过去不太有人踩进去这个领域的。

我们在中国农村推动这种方式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台湾就比较难。至于说我们遇到哪一些的困难,我想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现在资讯的流通非常广泛,效率非常高,即使在大陆的农村,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电视,他们有他们的欲望,有他们的梦想,这种东西不是非常理性。就目前来说,如果我们的工作按照一个比较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实施时,就会遇到这种困难,包括他们流行的趋势,他们盲目地追寻那些流行的风格,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因为我们要改变现有的传统的营建体系,这会遭到它的抵抗,这点在台湾和大陆都是一样的。

奥布里斯特:我读到一篇采访说台湾有一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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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下面我们邀请下一组对话嘉宾,李勇、赵良骏和姜珺。李勇的网名叫十年砍柴,是位记者及博客作者;赵良骏是香港的电影导演,他最近拍了一部《老港正传》;姜珺是《城市中国》的主编,同时也是本次深圳马拉松对话的组织者和调研人,下面我们有请他们三位。

库哈斯:我想问赵良骏一个问题,您在电影里表现了很多历史中的紧张关系,我想知道这种历史的张力从何而来?您对它如何阐释?

赵良骏:我一直对时间和对人感兴趣,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其实就是一个观察员,我一直对时间、场所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怀有很强的好奇心。我最开始做电影的时候,我的影片比较商业,后来我发现香港也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当你开始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开始珍惜它,我后来的电影就是想讲述这样一种体验。我其实也不是刻意的去拍历史的题材,我不知道它的张力来自何处,只不过我认为这个有一定的戏剧性,我非常关心这个,所以我觉得值得一拍。我最近的几个影片,想讲的故事都是关于失去的记忆。香港电影业很发达,但只是某种类型的电影,另一种电影很少有人去做,就是那种很难上院线的,我专门去做这类电影。

奥布里斯特:您能不能多讲一些香港和电影的关系,香港的电影业世界闻名,这是为什么呢?

赵良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一直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会每隔几年就会反复回到这个问题。我最近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在谈论香港电影的衰落,它变成了大中华电影产业的一部分,最后它会消失,最后只有中国电影而没有香港电影。我想这是一个危机。每做一两部影片我都会想,香港电影为什么是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不是条件好、技术好,跟中国的大部分电影比,香港电影比较浅,充斥着迷信,很片面化,但它有自己的逻辑。就像一个大家庭里必须要有严肃的人物当爸爸,但如果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那么严肃,这个家庭就很无聊,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小孩,他可以带来一些笑声,可以带来一些错误,这个可能对整个家庭的发展有益,我觉得香港电影会永远存在,虽然中国电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香港电影会有它的位置,它的活力和态度让它变成很独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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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深圳马拉松对话实录:10.刘小东与朱文

[ 2010-04-02 13:29:00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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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谢谢陈侗和冯原。下面一组对话嘉宾是刘小东和朱文,有请两位。刘小东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朱文是作家也是导演,出版过多部小说,已经拍过三部剧情长片,他的最新电影《小东西》马上要在中国公映。

库哈斯: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刘小东关于身体的问题。当我看您的绘画作品的时候,有一些写实的身体,都很瘦,您也画了很多胖子,我觉得胖和瘦在您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含义,这两个身体的类型在意味上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吗?我感觉您对瘦的身体比较敏感一些。

刘小东:对我来说,画胖子特别过瘾,特别开心,画瘦的人比较内向一点,我的绘画往两极走,有时候要开心,有时候要封闭,画完几个胖子我就喜欢画几个瘦子,老是这么反复的。

库哈斯:但感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我觉得胖子其实是表现了中国很特殊的现象吧,可以这么说吗?

刘小东:我对基因食品、对今天的科技都持怀疑态度,我画的胖子和美国人一样,也许是因为吃了过多的基因食品,也许是因为生活的改变,他们不太像正常的样子,比如常年在电脑前工作什么的。为什么人会越来越麻烦?我们好像在寻求一种更方便的生活,但结果却是越来越麻烦。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越来越少了,我们生产更多的东西好像是为了发展什么,但其实是把人最简单的东西破坏掉了。我画胖子有这方面的忧患在里面。

库哈斯:在我看来,在您的画作里离中心走得越来越远才能找到瘦的人,瘦的人不怎么会出现在大都市里面了。

刘小东:是这样吧。我画画是一个选题推着下一个选题走,比如我画马之前画的是青海的戈壁滩,画得非常松驰、粗野,但我下面一张要画很细腻的,具有古代精神的作用。

奥布里斯特: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工作方式,在外面写生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工作方式和这样的题材。有一次您在采访中曾说,“我只画我可以看到的东西”,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刘小东:这可能与受教育的环境有关,也就是说我对很多历史事件,对很多历史记载仍然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大,变化太快,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变化,于是我几乎没有时间相信历史,我想我只能睁开眼睛看,就这么看我都觉得自己眼花缭乱。我觉得中国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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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深圳马拉松对话实录:9.陈侗与冯原

[ 2010-04-01 01:28:39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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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珺:谢谢唐杰副市长,谢谢高志凯博士,非常感谢。下一个环节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广州,一位是陈侗,他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独立艺术机构和出版社博尔赫斯书店的创办人,还有一位是中山大学的冯原教授,他研究的领域包括当代艺术、概念艺术等,他是《城市中国》杂志的首席主笔。大家欢迎。

库哈斯: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们两位已经步入自己的不惑之年,我感觉在中国变化的强度使得时间间隔很短的不同世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就你们来说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前面两位嘉宾提到了比较平滑、顺畅的感觉,你们是不是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对它的外交政策感到乐观?还是你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有更多矛盾的地方,或者让你们有更多不舒服的地方?你们和前面一代人的看法有什么区别?

冯原:库哈斯先生问到了代际区别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对未来做出评价和预测。简单来说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纳到最当下的讨论中,比如以深圳为例子谈论过去30、4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一个最简单的结构中分析,那么,中国的代际问题就可以比喻为“松绑效应”,即一个人被捆绑以后松开绳索后产生的爆发性效应。我们这几代人,在30、40年的过程中,每一代人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时间段不同,而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间段中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动,用通俗的话来说,50后、60后、70后、80后,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远远超过了西方社会中的代际区别。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我本来是想最后才说的,但是库哈斯先生一开始就把它提出来了,所以不得不现在就回答它。中国的代际问题,如果让我简单来概括的话,我想这样说吧,我们的父辈,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比较糟糕的中年,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晚年;而我们这些如库哈斯先生所说的过了不惑之年的人,即40岁上下这一辈人,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当丰富的中年阶段,因为我们的中青年时光是在中国的“松绑效应”中成长的,然而,我们这一辈人却很可能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晚年;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现在就拥有一个很好的童年,但是,他们却面临一个很不好预测的中年,因为他们即将面临一个难以确定、压力很大的未来。刚才我说的这三代人的遭遇,可以代表我对代际区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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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日志Selected Content 深圳马拉松对话实录:8.唐杰与高志凯

[ 2010-03-30 16:19:46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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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谢谢张永和先生和汪建伟先生!下面我们有请下一组对话嘉宾唐杰先生和高志凯先生。唐先生是深圳市副市长,高先生曾经为邓小平担任翻译,现在主力是从事金融和经济工作。

库哈斯:我首先想问高先生一个问题,我一直对翻译这个行业非常感兴趣,我也对翻译应该具备哪些特质感兴趣。作为翻译来说,他不仅要理解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同时还要做到能把这些东西忘掉。我想先问问您,在您看来,是不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够成为翻译,成为一种语言和另外一种语言之间交流的媒介?

高志凯:谢谢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对于翻译来说需要更多的培训,会双语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做翻译。我认为一名好的翻译不是翻过就忘的,就我自己的体验来看,我很荣幸我翻译过的东西都成为我自己职业生涯中非常珍贵的财富。在翻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永生难忘的,实际上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做《我给邓小平做翻译》,说的就是这些记忆。

库哈斯:跟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写的书是一样的性质吗?

高志凯:我觉得完全不是的,那本书虚构的成份比较多,我这本书比较真实,我不仅真的认识邓小平本人,我也为他工作过。今天我们在深圳举办这样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深圳是邓小平先生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观众也会对于邓小平这一项功绩表示很大的尊敬。

库哈斯: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作为一名翻译,您不仅帮助不同的人,更帮助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流。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鱼钩理论”,想听您讲一讲您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对美国有什么样的意见?

高志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听过“鱼钩与长矛”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几天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圣诞派对,是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组织的,有一个政策顾问曾为托尼·布赖尔(Tony Blair)工作过,他提到一个问题是伦敦要举办下一届奥运会,他想知道为什么北京奥运会这么大的活动,竟然没有什么抗议和游行的事发生。他显然不太知道“鱼钩与长矛”的理论。CCTV在做一个关于“鱼钩理论”的纪录片,中国的法制和警察部门也真正接受了我在这方面的提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一些事情在一个国家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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