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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遗迹

[ 2015-10-18 11:43:54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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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节,宁宾,1973年。摄影:Peter Derret]

乌托邦遗迹

欧宁

宁宾(Nimbin)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东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因1973年举办水瓶节(Aquarius Festival)而著名。那一年五月,全澳学生联会(Australia Union of Students)在赢得反越战、反征兵的抗议胜利后,进一步向自己提问: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他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什么样的未来?为了深化他们曾经在校园里推动的反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独裁主义、工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运动,他们选择了地处偏远的宁宾,发起了为期十天的水瓶节。 超过5000人来到这里,探寻新的生活。人们用二手的材料、低能耗的技术搭建临时居所,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讨论,环保主义者谈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心理治疗师谈成长和人类潜能,另类医疗爱好者谈草药和针灸,热衷教育理论的人谈“去学校化”(de-schooling),社会运动者谈土地权益和独立媒体,食物运动者谈农业合作社、全麦面包烘培和新的减肥菜单,还有各种行吟诗人、歌手、舞者、杂耍艺人、心灵导师(Guru)和他们的追随者在此聚集。

在此之前,宁宾几乎是一个“鬼镇”,被许多当地人抛弃。宁宾原本生产黄油,由于外来者对这里的原住民邦加隆(Bundjalung)部落下毒,邦加隆部落就对这个地方进行“施咒”,导致很多工人离开。全澳学生联会来此创办水瓶节,获得95%的当地人的支持,学生们去拜访邦加隆部落的首领,请他为宁宾“解咒”。宁宾后来被人称为澳大利亚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世界各地轰烈的嬉皮运动的神话之一。最有意思的是,在1973年的水瓶节之后,很多人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低价购下当地的店铺、旧房子和土地,开始成立公社、生态村或理想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有些一直持续至今,今天宁宾及周边地区被称为“彩虹区”(Rainbow Region),成为澳大利亚另类生活实验的大本营,吸引不少游客和WOOFFers(有机农场志愿工作者)前往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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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节,宁宾,1973年。摄影:Chris Meagher]

到宁宾首先得先飞到它最近的机场所在地巴利纳(Ballina) 。我从悉尼出发,在巴利纳接我的人名叫蒂姆·摩里斯(Tim Morris),六十多岁,面相温厚,笑容满溢。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汤姆·克里夫(Tom Cliff)博士介绍的联络人,是1973年水瓶节后来彩虹区定居的嬉皮士之一,自称Hillbilly(住在山上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志愿负责接待我在宁宾的访问。从巴利纳到宁宾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多是山路,到了宁宾快近黄昏了,我们没有停留,再开半个多小时车直接到巴克谷(Barkers Vale)他的家中投宿。摩里斯的房子孤零零隐没在一片与人等高的荒草中,所有门都敞开着,可以看见暮色中的远山,山风灌入室内,在各个连通的房间中乱窜。房间非常凌乱,生活设施也很简陋,这个克里夫早与我说过,我也不介意。摩里斯有个女友在巴利纳,还有个女儿和孙子在宁宾附近的另一个镇上,但他常在此独居。吃完晚饭我们都觉得很累,临睡觉前,我问摩里斯敞着门会否有野兽出没,他笑说没事的,野兽已经许多年没来找他了。不过,第一次在这周围没有人烟的山野里过夜,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辗转反侧了许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宁宾,车刚开出巴克谷,就看见了一个袋鼠。它在路旁草丛中很萌地凝视着我们,等我们停车给它拍完照,才穿过马路,纵入树林中。摩里斯说这一带都是雨林,1973年水瓶节后,这里是澳大利亚的环保主义者非常活跃的地方,生态保护得很好,所以袋鼠和各种鸟类都非常多。1979年,这里爆发过特兰尼亚溪保护运动(Terania Creek Protest);1982年又爆发了“奈卡普森林保护运动”(Nightcap Forest Action),人们在山中搭建营地,与警察发生冲突。现在特兰尼亚溪的瀑布已被命名为抗议者瀑布(Protestors Falls),奈卡普森林变成了国家公园。那时的人们都熟读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他们尊重原住民,学习原始部落的智慧,保护环境免受过度开发的影响,强调自然资源的公有性等等,这些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嬉皮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今天澳大利亚很多地区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都得益于当年嬉皮士们的努力。

到了宁宾,才发现它真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镇:它只有一条约两公里长的主街道,两边都是不超过三层的木制房子,全被涂上彩虹的颜色。房子上有很多壁画,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以前保留下来的,哪些是新画上去的。在1973年,这些房子都是艺术家维农·特勒维克(Vernon Treweeke, 1939-2015)的创作媒介,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迷幻艺术之父,早年和著名艺术家布勒特·怀特雷(Brett Whiteley, 1939-1992)是同学,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起闯荡伦敦,怀特雷很快在国际上成名,但特勒维克却走了另一条道路,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还加入了澳大利亚劳工党,他不喜欢成为商业上很成功的艺术家,让人们买他的画来避税,于是到宁宾来参与创办水瓶节。他用荧光颜料创作壁画,把宁宾变成一个迷幻小镇。如今他的壁画被覆盖,LSD这种致幻药也早已过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视觉符号变成了旅游小商品,充斥着宁宾的商店,虽然街上还有长发的流浪歌手在卖唱,咖啡厅里仍有一些日渐苍老的嬉皮士在闲聚,但宁宾已经变成了一处平静的乌托邦遗迹。

站在宁宾的街道上,烈日当空,小镇的日常生活一览无遗,从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和本地居民身上,你根本无法想象它的过去。历史被寄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书本上,在互联网的分享空间里。我在社区中心找到一本水瓶节四十周年的纪念出版物,在Youtube上找到当年水瓶节的主办人葛雷斯密·顿斯坦(Graceme Dunstan)的演讲视频,在Facebook上找到另一个主办人约翰·爱伦(John Allen),他经常在一个名为“我的宁宾水瓶节故事“(My Nimbin Aquarius Story)的群里缅怀过去。网上最多的是当年嬉皮士们的裸体照片,一位当年水瓶节的参与者说,当时很多游人星期天从附近的城市立斯摩尔(Lismore)过来,还有一些警察,他们想混在裸体沐浴的嬉皮士中,但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肚子都是变形的。有人在临时搭建的公共桑拿房里做爱,木板摇动,还能听见他们细声议论在大家都裸体时突然勃起有多尴尬。

摩里斯当年没有参加水瓶节,他只了解后来和现在的状况。他带我去宁宾附近的腾泰布瀑布社区(Tuntable Falls Community),那是1973年水瓶节后留下来的人们建立的第一个社区。它隐藏在深山中,占地共730公顷,其中20%是住宅、公共建筑和公共用地,供社区成员居住、生活、饲养马牛羊和种植,剩下的都是受保护的原始森林。社区现在设有社区中心,青年俱乐部,小学和中学,杂货铺和二手物资仓库,目前共有160个成人和100个儿童在一起居住。房舍之间相隔较远,每家都被茂盛的树木围绕。当年因为是荒野地区,没有电力供应,社区成员开始自已研究各种太阳能、水力和风力发电的方法,其中有位名叫彼得·凡·德·维克(Peter van der Wik)的人特别擅长用人力踏板发电,人称“踏板彼得”,后来还创立了彩虹电力公司,专门为宁宾地区的另类社区提供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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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凡·德·维克用人力踏板发电,1993年。摄影:Harsha Prabhu]

我们去了艺术家米克·柏尔(Mick Parr)的家,他住的房子倚山而建,有一个向外悬挑的长廊,视野极为开阔。他是英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加入腾泰布瀑布社区,那时只需缴纳200澳元,现在则已升至1500澳元。当初创办者想办成一个素食和无烟社区,但后来成员不断变化,未能坚持下来。柏尔和特勒维克一样,创作艺术只为个人爱好,有时还用绘画为社区服务,对外面艺术界的名利场毫无兴趣。他刚遭遇了一场车祸,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但精神非常充沛。社区里每周五都有50人以上的聚餐,他也经常可以获得邻居的帮助。在彩虹区,人们结成公社,聚众而居,分享土地和房产,主要是为了实践互助式的集体生活。这里比较有名的是鼓励在家产子,社区里对孕妇的照顾比血亲还要周到。小孩在这里成长,他们有更多机会认识各种动植物,从小对环境友善,感受集体的关爱,不太看重钱财。在腾泰布瀑布社区长大并开始生育抚养自已的孩子的歌手戴安娜·阿奈德(Diana Anaid)曾说,社区是家,并非只意味着你在那有地方可住,它还是人生力量的源泉。

回到巴克谷,在晚饭前,摩里斯带我到他家附近的悬石溪(Hanging Rock Creek),那里树木参天,水流在落差处积成一个清澈的深潭,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摩里斯的邀请,把自己脱个精光,一个猛子扎入其中。好吧,这就是我成人后的第一次裸泳。浮在水中看着高高在上的天空,觉得自己与一只袋鼠或一条鱼无异,褪尽了所有社会化的附加物,有一种强烈的返祖幻觉。想起我以前在新西兰南岛的公社里看到的那些嬉皮士们裸身劳动的老照片,他们脚踏大地,手抱麦捆,皮肤被阳光烧灼,汗水闪闪发亮,时空仿佛在一瞬间压缩,回到人类先民刀耕火种的岁月。这种迷幻感,与LSD引发的脑电波反应是不一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衍为潮流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所寻找的,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嬉皮士们都是又傻又天真的,他们不想接受现实,然后集体寻找精神出路。人们嘲笑他们的乌托邦行动,但不能无视他们引发的社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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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摩里斯与米克·柏尔,腾泰布瀑布社区,2015年。摄影:欧宁]

第三天,摩里斯和我出发去达尔马南达社区(Dharmananda Community)。这个社区也在宁宾附近的山区中,至今也有40多年的历史。Dharmananda这个梵文词语是“真理的福报”的意思,社区以此命名,是因为创始成员都信奉印度佛教,希望遵从内心去生活。他们最早在帐蓬里举办灵修活动,后来专门在森林里建了一座灵修中心。但真正让这个社区声名雀起的是它经营得有声有色的有机农场。将近七十岁的李·大卫逊(Leigh Davison)是个生态学教授,也是个永续农业(Permaculture)专家,1973年他到宁宾参加水瓶节时,开着一卡车他在悉尼种的疏菜,免费分发给他人,六年后,他和妻子搬进了达尔马南达社区,至今已在这儿生活耕作36年。这个社区占地102公顷,原是个牧场和香蕉农场,因失火荒废,后被一对夫妇以低价购下,创立了今天的社区。社区的土壤是肥沃的玄武岩粘土,大卫逊到来之后,迅即把它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

“我们的农场是百分百有机的,所有东西都就地取材,尽量利用生物动力(biodynamic)。” 大卫逊在地里和我们侃侃而谈,“菜地和果园的堆肥用牛粪和牧草,我们只使用很小部分经过认证的鸡粪,绿肥对土壤也很重要,冬天时我们种燕麦和野豌豆,夏天种扁豆和豇豆,扁豆爬上玉米的桔杆,在玉米收了之后全部把它覆盖到土里,可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和氮含量。我们的地里生产土豆、南瓜、玉米、香蕉、柑橘和鳄梨,我们的奶牛生产奶酪、黄油和芝士,我们都是素食者,除了面粉和米,我们很少从外面采购。”大卫逊的永续农业方法非常成功,因此在WWOOFers中口碑极佳,很多人申请来这里长住学习,有的不惜承受长达两年的考核期直到最后加入社区变成正式成员。现在社区有24位正式成员,每周有五天都共同劳动,一起用餐,每月有一次会议,讨论公共事务以及解决社区内有可能出现的分歧。和其它社区一样,他们也使用共识决策(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的方法来管理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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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卫逊,达尔马南达社区,2015年。摄影:欧宁]

达尔马南达社区所有房子都没有抽水马桶,全部使用堆肥干厕,人类粪便被定期用于增加农场土地的肥力。现在社区成员雷·弗兰那甘(Ray Flanagan)已经变成这方面的设计专家,他也向其它社区推广这种堆肥干厕。关于彩虹区的厕所,我读到的一个趣闻是1973年水瓶节的时候,为了解决超过5000人的便溺问题,人们在地上挖了许多洞,每个洞上放一个箱子,洞与洞之间一般没有遮挡,即使有麻布遮挡也被扯下来,人们不分男女,在此方便的同时还能认识新朋友。有一位年轻人去上厕所,那里有个女孩跟他打招呼,“你怎么样,伙计?”“还行吧。”“这茅房太棒了,不是吗?人们想拉屎时再也不用像罪犯一样冲向他们的小监房了,不是吗?这茅房多自然啊,你有没有看过你拉的屎?”“啊……没有。”“你真应看看,你看你的屎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圣雄甘地几乎天天这样做。他随身带着一个碗,每次他都把屎拉到碗里,然后凑得很近去看他的屎,看看他都消化了什么。然后他会到外面去把屎埋了,再把碗洗净。”“真的?”“真的。他是个圣人。”她一边擦屁股一边说,“真正的圣人。”。呵,那时的人们向往东方神秘主义,印度的一切都是时髦的,要不达尔马南达社区也不会取一个梵文名字。

这些坚持环保节能、追求可持续发展并致力于试验人类集体生活的另类社区都是1973年水瓶节埋下的种子,如今在彩虹区开花结果。水瓶节并不像伍德斯托克那样只是个音乐节,它当年发表的《五月宣言》类似一个动员文案,宣称水瓶节是个生活节,它的主旨是生活方式的创新:

“1.水瓶节不仅是一个联结艺术和艺术家的地方,水瓶节的风格、它所鼓励的社区形式和结构,使水瓶节本身变成艺术。它的目的是通过参加者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总体的文化经验。2. 水瓶节的主题是如何在地球上生存以及一个永不出售我们的文化的承诺。3. 水瓶节在偏远农村地区举办,参加者可以和周边的社区进行充分自由的互动,建筑师或相关人士可以用创新风格发展新的社区组织。4.这种新的社区实验可以由10-20人组成,实行一种部落式的自给自足(包括饮食、住宿和日常活动),我们可以提供前期宣传和社区建设方面的建议来鼓励创办新社区。5.水瓶节的餐饮由一些关注原住民利益的餐馆、农业合作社和非盈利食物组织以成本价提供,确保牛奶、米饭和蔬菜的供应。6.水瓶节的社区将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经验,它将充分利用创新技术,绝不破坏土地。我们将通过有组织的设计(例如不发放特许经营权给污染者)、研讨会、游行和展览来大力宣强调“地球全体”(The Whole Earth)的理念。7.水瓶节的社区重点在于参与,而不是消费娱乐。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们召集起来,提供最基本的建筑配料例如耐火砖、粘土和瓷片,确保社区按水瓶节的方向发展。8. 水瓶节主办方不会有专门策划的活动,而代之以提供免费媒体(例如印刷品、独立电台和录像)的形式,供一些兴趣团体自由发布他们自已组织的活动。9. 水瓶节希望重新发掘农村地区传统的农贸市集的意义,为那些已经移居或正准备移居农村的团体提供一个聚会的理由和空间,供他们交流生活技能,或为他们提供学习家庭手工例如制陶、编织和烘焙面包的机会。10. 水瓶节与数目字无关,而与驾驭创意、能量的创造和交换及无穷的快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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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马南达社区,2015年。摄影:欧宁]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水瓶节深受美国生物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创办于1968年的《地球全体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影响。这本“回归土地”运动的圣经不仅为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嬉皮士们同时也为欧洲的梦想者们提供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与水瓶节相似,丹麦第一个嬉皮社区Thylejren(Thy是丹麦西北部的一个地区,Lejren是“营地”的意思)也是因为举办音乐节后由一些留下来的人成立的。1968年,一批倡导另类生活的人在哥本哈根成立了名为“新社会” (Det Ny Samfund)的组织,1970年他们在Thy地区Fr购买了共47亩的土地,用来举办音乐节,同时也开始另类社区的尝试 。音乐节非常成功,吸引了约三千个人露营,约十万人到此游玩。一些人留了下来,盖起了很多DIY风格的房屋,临时营地慢慢变成了常住社区,Thylejren也成了人们口头习惯的名称,它的成立比哥本哈根的克里斯钦自由城(Fristaden Christiania)早了一年,同时影响了后者的创立。

通过组织音乐节或生活节来演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同时引发一种生活理想的实践,从而改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或濒临破产的历史社区,这也是安那其主义者常说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和“预演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无须等待救世主的出现,不用依靠政治代理人或任何政党,直接用行动去预演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一步步接近最后的目标。在宁宾三天的访问,对水瓶节的来龙去脉的探寻,使我想起办了一届就夭折的“碧山丰年庆”以及李宗盛和张培仁从台北办到上海来的“简单生活节”。前者势单力薄,在现实中弱不经风;后者资源丰沛,规模越办越大。如果“简单生活节”能弱化一下它的娱乐色彩,多着力于“简单生活”理想的落地和日常化,说不定也能真正孕育一个波澜壮阔的新生活运动,成为这个雾霾围城、人们纷纷出逃的时代的一个神话。

2015年9月26日,碧山。

*本文首发于2015年10月4日“腾讯大家”专栏。
[最后修改由 OUNING, 于 2015-10-18 1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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