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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气候政治

[ 2013-07-10 22:59:56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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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Li, Beijing's heavy haze, the LED screen in Tian'anmen Square showing a blue sky, on January 18, 2013 in Beijing, China. Copyright: Getty Images

北京的气候政治

欧宁

给鹿特丹WdW Review写的专栏中文版。英文版见:http://wdwreview.org/desks/beijings-climate-politics/

2013年1月27日,Youtube上发布的一个视频引发大量点击:在北京居住的伦敦艺术家Matt Hope,利用废旧材料,制造了一辆“呼吸自行车”(Breathing Bike),用来应对北京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1) 这辆自行车上安装了一个IKEA垃圾桶、战斗机驾驶员面罩、轮式动力马达、过滤器和用胶管连接的摩托车头盔,当自行车被踩动时,马达将会发电驱动过滤器,里面的正电荷会除去空气中的灰尘,负电荷会吸住雾霾中的微粒,清洁过后的空气被输送到面罩供人呼吸。视频记录了Matt Hope在北京的街道和胡同中使用这辆自行车的示范以及讲解,“雨天使用时要小心,它产生的电压高达5000伏,足以将人电死。”显然这仍是一个有很多缺憾而无法普及的设计,它更像是一个艺术作品,把去年以来北京的空气污染话题推至一个更大的层面,引发各大通讯社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其实早在2009年12月21日,《纽约客》驻北京记者Evan Osnos(欧逸文)就在一篇关于中国大力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专题报道中谈及北京可怕的雾霾:“我在北京待了4年,已经不用拉开窗帘就能判断污染程度;在雾霾最严重的早晨,一醒来我的肺就开始疼。市政府比较不拘小节,他们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是不包括对呼吸系统伤害最严重的微小颗粒物的。”(2) 我自己是2007年从广州搬到北京的,在开始几个月,我的喉咙常感到不舒服,住久了才慢慢适应。在北京的日子,我也常常遭遇大雾围城的景象,连中午时分的能见度都非常低,你只能看见近处十几米以内的物体,令你有一种强烈的末日感。直到2010年7月,我读到 被译成中文发表在《读库》上Evan Osnos的这篇文章,我才明白这叫雾霾,是一种严重的空气污染。

Evan Osnos的文章还提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他们的房子顶上安装了一个空气检测器,每个小时都自动发一条Twitter公布结果,计分的算法是用1表示最洁净的空气,500表示最肮脏。从此我开始在Twitter上follow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BeijingAir账号。根据美国的AQI标准(Air Quality Index), 高于100是危害健康的空气,被森林火灾包围时的空气在300以上,而@BeijingAir经常显示的记录是500, 并提醒”Hazardous”! 每当这时,我便选择留在家里,减少出门。直到2012年,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才大量出现对北京空气污染的激烈议论,越来越多人知道什么是PM2.5(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污染物颗粒,Particulate Matter), 并对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感到愤懑。有官方的声音说,美国大使馆在Twitter上公布的北京空气记录是恶意的,从此北京官方在每天的空气报告上加上了PM2.5的数值,但与美国大使馆的记录的差异又引起网民的嘲讽。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高级干部最多的城市,他们在住房、用车、医疗、食物以及消费品的分配上都有“特供”通道。有网民说,这下好了,在呼吸空气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再拥有特权,终于可以人人平等了。国际环保主义者曾把在环境问题上的平权共享称为“环境正义”,可是,这个词如果用来说北京的雾霾,这是多么讽刺!以“作秀”著名的中国商人陈光标,于2012年9月17日宣称将在北京开售10罐采集自井冈山、延安、新疆、西藏、玉树、康定和他的家乡安徽五河等地的新鲜空气,每罐人民币5元。“易拉罐中设有芯片,装空气时,甩三次手,空气被甩入罐中,并且负氧离子含量达到一定要求,芯片才会感应盖子自动封闭。”陈光标说,“一罐中的负离子氧相当于医院5个氧气罐的含量,每罐空气八两至一公斤。”(3) 人们对此只是一笑置之(谁会真的把新鲜空气看作紧俏商品?),最后陈光标把售卖改为免费派送。

2013年1月,在强大的民意影响下,离任前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即将上任的新总理李克强都对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发出要大力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震怒了。北京市环保局随后公布了北京雾霾的三个原因:一是北京三面环山,当大气静稳,各类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难以扩散,高浓度气态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大量转化为PM2.5;二是北京常住人口在2012年已超过2000万人,汽车保有量达520万辆,燃煤总量达2300万吨,汽柴油消费总量达630万吨,建筑施工面积达1.9亿平方米,大量的汽车尾气、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施工扬尘使污染物排放总量一直居高不下;三是在北京遭遇严重污染的同时,周边城市,如石家庄、保定、邢台等的污染传输与北京排放的污染物叠加,进一步加深污染水平。(4) 北京市长王安顺又向中央政府立下“军令状”,将在未来3年内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进行污染治理。(5)

北京的雾霾其实是中国近20年来发展模式所留下的隐疾终于爆发的症状之一。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它的统治威权均受到极大的动摇,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再掀改革开放的新浪潮,自此中国进入了更急速的市场自由化时代。通过发展经济,改善国民收入,由此稀释天安门事件的影响,淡化人们的政治诉求,巩固执政权威,维护政治稳定,是坦克驶入广场后为中国开辟出来的一条新路。农村的土地不断被吞并,农业的剩余被过量提取,被注入日益深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中,农村开始破产,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些失地的人群因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大量聚集在贫民窟,带来激烈的阶层对立;工作机会过度集中于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空间的扩张以及建筑总量的暴涨,整片国土成了个大工地;而城市规划因深受美国影响,交通道路设计以汽车为主要对象,导致汽车数量激增,整个国家陷入能源饥渴,对自然资源的过量索取令生态系统日渐脆弱;房地产业过热发展,土地储备日见减少,只好通过拆迁旧城重新洗牌,置换出新的发展空间,历史保护有名无实,人民陷入认同危机……所有这些都以牺牲环境和社会公正为代价。

当发展已经危及个人生存环境,人们就会自发起来反抗。过去几年,因为PX(二甲苯)项目的兴建而引发的一系列“邻避运动”(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虽然带有利己主义的短视性,却在某种程度上磨练了人们的民主抗争意识,而互联网作为一种便利沟通工具,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自己意见和进行群体动员的空间。在投诉北京雾霾这件事上,互联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凝聚民意的作用,它比起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更有助于在中国形成Critical Mass。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国民党在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后,解除岛内戒严,大力发展经济,促进民生,以转移人们的政治关注,但在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过程中,快速的经济增长却带来众多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引发民间的环保运动,它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互相借力,一起撬动了台湾的政治格局,把台湾带入民主时代。中国大陆新兴的环境抗争运动,是否会重演台湾的历史经验,成为社会民主化的触动点?

中国的执政者并非对环境危机毫无预警。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已意识到,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发展的政策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生态文明”成为转换执政思维的关键词。根据Evan Osnos的报道,中国政府在2001年已经开始大力投入能源技术行业,2006年更加倍致力于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并且设下了高于美国的可持续能源建设目标,包括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水电站大坝等。建设绿色中国,不仅可以安抚国内民众的环境抗争,杜绝政治动荡,更可以在全球气候谈判桌上掌握更多主动权。共产党不再像以前给人们的刻板形象,保守、死硬、独裁,而是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拓展更远的视野,吸纳更多可能的支持,在与它的反对力量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战略,争取胜算。所以,中国大陆的政治能否像台湾那样被民间反对力量撬动,还不能过早定论。

2013年4月,我把北京的房子退了,把全部家当打包成近百个箱子,用一部八米长的大货柜车,运送到安徽黟县的农村碧山,在这里定居下来。我搬离北京,并不是为了躲避它的雾霾,我对空气污染的恐惧还不至于到达要购买陈光标的罐装新鲜空气的程度。并且我也认为,从一个污染的地方搬到较少污染的地方,只是被动地躲避,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就像“邻避运动”一样,反对重污染工业项目建在自家附近,只求本土安全,而没有超越地区的抗污染共同体意识。搬家到碧山,是因为我选定了这里作为进行乡村建设和生态实验的基地。只有改变过度依赖城市的思想,重新找回农村的价值,重视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才能平衡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减少城市环境和能源的负担,在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环境问题。也许这种观点只是像我的朋友Matt Hope设计的自行车一样,更多还是头脑里的风暴,非常“艺术”,还面临许多现实操作的困难,但至少,我们都迈出了第一步。

2013年5月15日,碧山。

注:

(1).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p9VEj-cmb6w

(2).“After four years in Beijing, I’ve learned how to gauge the pollution before I open the curtains; by dawn on the smoggiest days, the lungs ache. The city government does not dwell on the details; its daily air-quality measurement does not even tally the tiniest particles of pollution, which are the most damaging to the respiratory system.” Evan Osnos, ”Green Giant: Beijing’s crash program for clean energy”,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1,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12/21/091221fa_fact_osnos?currentPage=1

(3).《江淮晨报》,2012年9月17日。

(4).《北京晨报》,2013年1月30日。

(5).《北京晚报》,2013年3月29日。
[最后修改由 OUNING, 于 2013-11-27 16: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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