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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者:乡村建设在中国

[ 2012-10-11 22:22:26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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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

躬耕者:乡村建设在中国

欧宁

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曾数度沉浮,但每次浮现,都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寻中,它一直是中国无法破解的一个难题。

自晚清起,中国的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最早的实践始自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鉴三和米迪刚,他们来自当地的一个望族(米迪刚还曾在日本学习),从1902年就开始从“村治”入手,开展识字运动、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村治”的思想通过定县县长孙发绪赴任山西省省长,继续发酵,后又被阎锡山吸纳,使山西变成乡村实验的“模范省”。1924年,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伊仲材、王怡柯等华北士绅们共同创办《中华日报》、《村治月刊》,由此发展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村治派”。1925年,成立已经四年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村在革命版图上的重要性,要把农民动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遂发布《告农民书》,开始组织农会,发起农民运动。共产党在农村挑动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引发更多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思考乡村改良的不同道路。“五卅惨案”之后,各地乡村建设实践此起彼伏,流派纷呈,在中国大地衍为潮流。据统计,到1934年,各地乡村建设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1),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评论、争议在各种刊物连篇累牍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县的实验,以及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前者从“村治派”受到启发,发展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乡村建设哲学,因而被称作“旧派”;后者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国的资助,因而被称作“新派”。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辟一节“乡村建设运动”来书写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此书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个类型:西方影响型(晏阳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教育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军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县建立的地方防卫政体),平民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两个实验县),可惜它没有提及卢作孚领导的重庆北碚峡防局在嘉陵江三峡地区、高践四领导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进行的实验,后三者也属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践。《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所有这些乡村建设类型的共同点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2)在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以教育、社会运动和经济建设来改良乡村,虽然可收局部之效,但却不能给中国乡村问题提供根本的解决,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不仅阻碍它继续前行,也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晏阳初开始一直宣称他的乡村建设与政治无涉,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3);梁漱溟也说过他的“两大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4)。如果乡村建设继续保持它在政治态度上的“模糊”,如果它不走向“政治解决”(5),它最后必然面临夭折的命运。

在这些以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农业建设为方法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规模爆发之前,中国还出现过一阵短暂的“新村主义”的乌托邦思潮。“新村”(新しき村, Atarashiki-mura) 的思想最初发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Saneatsu Mushanokōji)1910年创办的文学杂志《白桦》,它混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思想,主张在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阶级的“新村”展开耕读式的共同生活。持有这种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称为“白桦派”,他们后来又创办《新村》杂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新村”的实践。中国作家周作人一直订阅《新村》,深受影响,并在1918年和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人的文学》、《日本的新村》等文章,表达自己对新村主义的向往,后来还亲赴宫崎县实地考察。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创办了“新村”支部,吸引了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的参与。同年,早期同盟会会员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设“青年村”,算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较有影响的“新村主义”实践。青年毛泽东虽然也曾心仪“新村主义”,但最后却选择了农村革命,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把这种乌托邦思想转化成人民公社。与乡村建设派的“躬耕者”们比起来,“新村主义”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国很快就式微了。它虽授之于东瀛,却接续了诸子百家中不见容于主流价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农家思想。《汉书 · 艺文志》对农家的定义是:“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这种农业乌托邦思想,曾被David Graeber在他的《债务:首个五千年》一书中视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无政府主义。(6)

乡村建设派的好景也不长。1937年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他们的梦想,民族救亡比起农村的破产颓败更形急迫。不过,就算不被战争打断,乡村建设派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也会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暗杀,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蒋介石下令关闭,它的血脉被汪达之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学校传承,后者组织的“新安旅行团”,由少年学生组成,连续十多年行走中国各地,从事抗日宣传。国难当头,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投入救亡的行动中,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随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他仍然不愿放弃乡村建设的梦想,在那里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直至1950年被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反动组织”并被军事接管,1960年他又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此学院至今仍在运作。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努力,可谓一生不辍。

乡村建设派的弱点,常常被批评为对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当时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入。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集中了千家驹和李紫翔等倾向共产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对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批判。千家驹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这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7)他认为梁漱溟作为“乡村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稍为深入,但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而已。”(8)在千家驹看来,这两种实验都会把中国带入历史的歧路,他虽然没有在文中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但从行文立论推断,不外乎是反帝反封建,以阶级斗争颠覆现存制度。这正是共产党当时动员革命的理论依据,后来它以此获得了统治中国的政权。

如果说搁置建设、发动革命是夺取政权的一种历史选择,那么,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共产党对乡村建设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在经过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后,农村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1958年开始在农村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乡村建设的破题之作,它混合了“新村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梁漱溟的“政教合一”思想以及彭禹廷的军事化管理方法,试图集中土地和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以早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直至1984年被逐渐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瓦解,人民公社并未给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善,反而对农村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中打乱了传统小农的耕作方式,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频密的政治运动捣毁了农村的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强制劳动和平均分配浇灭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起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给中国农村带来极大的活力,但随后展开并越演越烈的城市化运动又把农村推入被掠夺和被忽视的边缘。今日中国农村,农业凋敝,耕地流失,人口外移,粮食依赖进口,村庄空心化,公共资源匮乏,治安恶化,村霸横行,城乡关系失衡,冲突不断,特别是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发,群体性抗议此消彼长,历史再次把乡村建设的议题摆在中国面前。

2003年,最早提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的研究者温铁军,来到米鉴三和米迪刚的家乡,也是晏阳初当年携妻带子在此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的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吸引了各地农民的参与和媒体的关注;2004年,温铁军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同年在北京指导成立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5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旗下拥有数家分支机构,这意味着一个承继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精神衣钵的当代实践开始渐成规模。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执政集团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在温铁军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知识分子自发的乡村建设实践,而各级政府亦开始执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成都和重庆更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试验。从民间到官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视野。

温铁军文革期间曾在山西插队,1979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新闻,1985年加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追随杜润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者)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一直以来对农村疾苦有深切的体验。1987年和1991年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学习和访问,和晏阳初一样,他受过西方学术训练,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但与晏阳初不同的是,他从另一个老师吴敬琏那里习得了一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使得他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洞见和更开阔的理论建设。 他熟悉民国乡村建设和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思想资源,不过他认为,由于“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制约,“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不过导致‘均平’农地”,这两者都没有意识到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激发的主要原因是对农业剩余的过量提取,因为“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常态结构,它“天然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9) 他认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把其所需要的巨大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村,这种以产业资本、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策略不仅带给农民、农村、农业沉重的负担,它本身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忽视农业,过度依赖粮食和资源进口,会使一个国家缺乏抗避全球性的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能力。温铁军常常把自己的“逆城市化”倾向自嘲为“保守”,但在一个人人趋向城市并沉迷于高速发展的国度里,这种对农民的关怀,对农村的坚守,对农业的重视,却容易被视为“激进”。他在这种理论认识下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比民国的前辈们更缺乏资源,但比他们走得更远,可惜的是,他也面临与他们同样的困境:2006年,他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当地政府关闭,理由是搞农村生态建筑没有报批;学院注册没有年检;给上访农民搞培训。

温铁军和晏阳初一样没有轻易放弃。在他感召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邱建生,在翟城村的学院被解散后又到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实验点;他的博士研究生何慧丽,继续在河南开封挂职担任市长助理,在那里的农村地区协助农民开展合作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负责人刘湘波2011年因车祸去世,但仍在运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动员大学生下乡;北京西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与城市市民的产销网络,办得越来越有声有色 ……他们都从温铁军这里获得理论和精神支持,并共享各种资源。(10) 在温铁军领导的体系之外,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各具特色。这些实践在继承民国时代的平民教育和农业建设传统之外,又针对当代的问题和条件,发展出社区大学、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生态村和“工友之家”( 针对城市里的农民工)等工作理念和方法。不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比较敏感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开始从城市的处境出发,追溯到与城市现象紧密相连的乡村问题,或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衰败意识到要到乡村去寻根或重建,于是他们也开始自发到农村去定居和工作,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了目前在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著名的有张颂仁和胡项城在上海近郊的小镇金泽建立的基地,他们在一片废弃的厂房里重建了一个江南风格的乡村,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农村传统民艺的激活,另一方面还经营农场,进行有机农业的探索,而在这些物质性的建设之外,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恢复农村的礼教。(11) 作家野夫在四川罗江曾试行乡村代议制度和乡村戏剧的实验,李英强在各地乡村建立的“立人图书馆”经常邀请城市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给农村儿童讲课,这些工作都擅长利用自身特有的文化资源,侧重于文化方面的建设。(12)

我本人是在2002年至2003年研究和拍摄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时,开始触碰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意识到城市里的城中村、贫民窟现象其实和农村的破产密切相关,所以将研究兴趣转向农村,由此了解到温铁军的“三农”理论和他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而读到晏阳初的传记,再而涉及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史。在2011年和左靖开始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实验基地,成立“碧山共同体”(Bishan Commue)之前,我已有长达数年对农村和社会运动问题的自我研习。我去过人去屋空的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访了邱建生在福建和何慧丽在河南的工作基地,参加了温铁军主持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复兴”研讨会,去台湾接触在那里从事农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复研究各种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述,观看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农村纪录片,阅读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毛派农民抗争的文章,到泰国清迈去观察过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农村的“土地计划”……所有这些都在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农村实践作准备。我被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所展示的温暖社会所吸引,欣赏新安那其的“直接行动”,也向往斯洛文尼亚的艺术家们建立的NSK (Neue Slowenische Kunst)乌托邦,更被民国乡村建设派和温铁军们的行动所激励,因此,“碧山共同体”变成了所有这些想法的熔炉。

2011年我和左靖分别在黟县碧山村和关麓村买了一幢空置的徽派旧民居,决定在此地扎根,随后我们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策划组织了第一届的“碧山丰年庆”(Bishan Harvestival)。它借用农村丰收庆典的形式,邀请了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在一个名为“黟县百工”的民艺调研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些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然后在碧山村的祠堂和旧粮仓展出,同时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有外来的音乐人和当地戏曲团体参与的表演、诗人们给村中孩子开讲的诗歌课、关于中国农村的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放映、各地(包括台湾)从事乡村建设和农村运动的同仁的交流会、农民可自由买卖自己产品的市集等等。(13) 这只是“碧山共同体”初步的工作,它的目的在于先激活农村的公共生活,而创新民艺也许是我们目前根据自己的艺术和文化资源,唯一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为农村创造工作机会的途径(因为碧山村位处著名的黄山风景区,我们对目前当地依赖门票收入的乡村旅游业模式持审慎的态度)。我们希望“碧山共同体”的工作不只在文化和艺术层面,同时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有所拓展,例如动员村民通过“交工”和互助,减少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等。随着以后工作的深入,每年定期举办的“碧山丰年庆”将成为这一年来日常工作结果的展示会。因为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反响不错,我们获得了黟县人民政府委托的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组织策划工作,它将与今年的“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

亲身参与实践,使我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今天,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只要稍有偏差,便会室息而终——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和彭禹廷的镇平“村治”以及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结局都是例证。我们在黟县也要努力和小心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既要寻得它的支持,同时又希望葆有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工作计划可持续发展下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晏阳初从美国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一方面他会被批评为投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这是个特例,不能成为示范,不可人人为之。温铁军坚持他做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认同大资本对农村的剥夺,他不会接受大资本的资助,甚至不认同NGO,这样他的同事有可能是无薪工作,仅靠理想维系,正因如此,他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比政府靠世界银行贷款所建立的实验区更有成绩。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第三,乡村社群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多从实利出发,与知识分子的理想时有冲突。你如果不能带来实利,便得不到他们的认同,又或者你可能因为帮助了一个阶层,导致另一阶层的利益受损,后者甚至与你为敌。晏阳初在定县搞棉农合作社,以帮助他们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和中间商的盘剥,棉农很高兴,可当地银号因此纷纷倒闭,他们于是围攻平教会,要将它逐出定县。我们办“碧山丰年庆”,所有村民均可免费参加活动,却被部分村民理解成投资搞旅游赚钱,这让我们哭笑不得。

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还要从事乡村建设?温铁军说,“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忍。做人,做知识分子,难免妇人之仁,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妇人之仁,如果身在主流不能反思,那就会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趋向极端的主流思想。”(14) 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农家、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而后又渴望回归乡村的人来说,我很认同温铁军的“不忍”,他这句话不是在表达优越感,而是在说出自己悲天悯人的本性。

2012年9月24日,北京
英文版将发表于纽约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的网站chinafile.com

注:
(1)《乡村建设经验》,中华书局,上海,1935年,第19页。
(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科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42页。
(3)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见宋恩荣编,《告语人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3年,第197页。
(4)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6年,第368页。
(5)曹立新《走向政治解决的乡村建设》一文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治困境以及它与共产党发动的农村革命的比较有深入的论述,见《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10月号(总第91期)。
(6)“In China, while many of the founder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philosophy that blossomed under the Warring States were wandering sages who spent their days moving from city to city trying to catch the ears of princes, other were leaders of social movements from the very start. Some of these movements didn't even have leaders, like the School of the Tillers, an anarchist movement of peasant intellectuals who set out to create egalitarian communities in the cracks and fissures between states. ”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Melville House, New York, 2012. Page 237.
(7)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见《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上海,1936年,第101页。
(8)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见《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上海,1936年,第142页。
(9)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见《读书》,北京,1999年第12期。此文更长的版本收入温铁军文集《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
(10)关于温铁军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详细报道,请参阅梁鸿,“行动在大地”,《天南》,北京,2011年第1期。
(11)澳大利亚作家Tony Perrotter走访了金泽并有详细报道: “The Shock of the 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gazine, July/August, 2012.
(12)关于他们的采访报道,请参阅《中国财富》2011年11月号的“他们的乡建”专题,广州。
(13)详细情形,请参阅《艺术界》(Leap,北京)2011年10月号赵茜的报道。
(14)梁鸿,“行动在大地”,《天南》,北京,2011年第1期。
[最后修改由 OUNING, 于 2012-11-06 23: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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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2438080951*
[ 2012-10-18 19:42:00 ]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大学生,很崇拜您的这种热情。农村建设,有向您这样的艺术家为其注入鲜活的生命力,真的是一大幸事。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一种改革,不管怎样,这条路肯定会有艰难。对于您的团队所遭遇的不解,我想,在现在的社会里,不可避免,但我相信,支持的声音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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