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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与裂土

[ 2010-07-05 14:52:04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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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与裂土
珠江流域的社会流动与空间政治

本文为悉尼Campbelltown Arts Centre的展览出版项目The River Project而写

欧宁

影片开始时,激浪拍打着船舷,镜头从开阔的江面上推进,你可以看见在郊野荷锄劳动的农民、江边乱搭的违章建筑、一群裸体泅泳的少年,随后农业景观开始过渡为烟囱高耸的工厂、巨大的船坞、掀起一圈圈波浪的拖船、从头顶上飞越的渡江大桥,渐渐地一排排的江景别墅开始进入视野,鳞鳞波光中还摇晃着高密度塔楼的倒影……这是我和曹斐应邀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拍摄的《三元里》(1),它从珠江的入海口回溯,慢慢登陆,进入中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的核心。

这部长40分钟的黑白影片显然无法容纳我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长达一年的研究和拍摄,于是我们出版了一部同名的出版物(2),收入了不少的资料和论述。这个项目关注的是珠江流域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条南方大河如何养育了它沿线的乡村与城市,又如何生成了它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格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获得族群认同,如何应对急迫的现实,如何在社会流动中获得升迁。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政治运作如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制度如何主导了城乡空间的发展,民间的力量如何在冲突中爆发,底层社会如何在低处生存,它的活力为何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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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珠江]

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大河流,它全长2400公里,是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整个珠江流域土地资源共66300亩,人均拥有土地仅9.31亩,约为中国人均拥有土地量的五分之三(3)。在多数历史文献中,珠江流域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原住民多是“以舟为室,以水为陆,浮生江海者”(4),即水上居民,粤语称疍民(5),它的耕地据说是由中原南迁而来的衣冠华胄望族开发沙田而来。对稀有的土地资源的争夺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动乱的诱因,不论在农业时代,还是今日的城市化运动,对土地所有权的争议都引致不同利益集团和族群的冲突,也导致不同政治制度的更替。在珠江流域的早期历史中,中原的拓荒移民不仅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书写的能力,通过考证他们渊远流长的宗族谱系,重塑与中央政权的历史联系,以建立在当地垦殖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户籍制度把疍民排挤在他们的族群之外,从而固化他们划定的利益格局。在农业时代,无地之民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甚至没有政治权利(例如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完全无法进入社会流动中去谋取身份的转换。所以他们中有不少人沦为盗寇,成为社会秩序的滋扰者和反对者(6)。

珠江上的疍民和陆地上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的生存并没与地权发生必不可少的联系,而是长期漂移,居无定所,加之无法分享陆上政权的利益和恩惠,因而对国家甚少认同感,这也许可以看作珠三角“匪民”性格的历史因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珠江流域偏处国土之南,长期被中央政权所轻视和忽略,于是这里的人民转而去寻觅和建立自己的地方认同。由于本地区通行与中原官话完全不同的粤语,它慢慢发展出自给自足的文化给养。

粤剧是珠江流域覆盖甚广的地方剧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最鼎盛的时期。在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如公路、铁路尚未在此普及之前,粤剧主要靠星罗棋布的珠江支流与河汊输送给四乡民众,由此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水上巡演剧团形式——红船,因船身漆成红色而得名——不论班主、演员、乐手及杂工等都要在一条船上共同生活,它堪称一个微缩的社会,里面既有古老的民主制度,也有森然的等级,它不仅是南方(包括香港)娱乐业的制度起源,也是考察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方式的有效样本(7)。红船发源于清乾隆年间,一直随粤剧的发展推至高峰,它所到之处,不仅把精神食粮带给当地民众,更激活了地方的消费和经济。承载红船的珠江水道恰似一条条微细血管,为南方民间文化的肌体注入源源不绝的活力,强化了中心城市广州与周边城乡的精神联系,也塑造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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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红船规制]

广州位处珠江入海口,它是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广州十三行成立于清康熙年间,是清王朝唯一允许的对外贸易公行。这些商行中也有从事劳动力买卖的,招募华人出洋充当劳工,当地人称为“猪仔行”。在清咸丰年间,北江和东江地区嘉、潮、惠一带的大量客家移民涌入西江地区,与当地人抢夺土地和水源,引发长达十年多的土客大械斗,他们互相掠夺对方的人口卖入“猪仔行”(8),所以第一代海外华工多数出自珠江流域。令人深感历史的吊诡的是,这种由于残酷的宗族械斗而造成的人口输出,竟使珠江流域的某些村庄日后成为著名的侨乡,代代成长的海外粤侨开始以他们接触和习得的西方文化反哺故乡。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粤籍历史人物、清王朝的叛逆者和终结者孙文,正是由于其兄孙眉早年到檀香山谋生,才有可能投奔美国,学习西方的医学和政治(9),而他的革命事业更是得益于海外乡党的资助与扶持。

在孙文之前,还有康有为与梁启超,他们都是令清王朝头痛若裂的广东“匪民”。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外忧内困,战火连绵,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中,珠三角地区的“匪患”更趋严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出版的一本鲜为人知的纪实文学著作《珠江三角洲枭雄传》便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动乱史实:“谈吾粤之剧盗,以民十至民二十年间,最为猖狂,盖当时民国虽已成立,但时局仍未大定。军阀割据,内战频仍,龙济光之役继之以陈炯明叛变,后来又有滇军入粤刘扬之乱,民国十六年共产党暴动之乱,还有粤桂之争。兵变连年,故此,地方治安,至为紊乱,各地土匪,乘机窃发,设立堂口,勒收行水,打家劫舍,无所不为。”(10)作者详细记述了番禺李辅群(李朗鸡)、南海蒲义、顺德马济以及其他所谓“南番顺四大寇”、“独行大盗十三行六”、“台山女盗单眼英”等这些珠三角地下秩序的统治者和民间叛逆的生命史和“恶行”,勾画出一幅生动形象的乱世枭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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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枭雄传》书影]

连绵的“匪乱”不仅打破了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秩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空间景观,造就了今日像开平碉楼这样的乡土建筑遗产。在华侨众多的四邑地区,他们富饶的家宅常常变成“捞家”(粤语,指黑道人士)掳掠的目标,于是华侨们从海外寄回的巨资便用来打造上半身戴着华丽的“西洋帽子”,下半身却装着枪眼用于自卫的碉楼。它们高耸在乡间的田野上,上部是对海外财富的“炫耀”,下部却是铜墙铁壁的“军事要塞”(11)。

从《珠江三角洲枭雄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秩序的滋扰者均出身寒微,有的还来自疍民家庭,他们或通过依附不同的政治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或毛泽东),或独自秉承“绿林”的民间传统来谋取财富,建立地盘,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作者有时会以一种赞赏的语调写及他们的勇敢和才智,其基本态度仍沿用了蒋介石治下的民国的政治和道德标准。而在1949年至1950年间由共产党投资、在香港制作的一部著名的粤语电影《珠江泪》(12)中,我们却可看到对同一个族群,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表述。

《珠江泪》由蔡楚生监制,王为一导演,他们都是二战后从上海南来的电影人,因此可以说这是上海左翼电影在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之前在南方结下的一颗硕果。由于要冲击当时香港粗制滥造的电影业和影响当地的观众,它采用粤语进行拍摄。当时广州已解放,片中数个镜头得以在广州实地拍摄,特别是片中主人公从乡间来到广州从珠江上岸的那场戏,为那时的珠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那时候的珠江乱得一塌糊涂,人挤人的,我们当时是把现实拍了,是偷拍的。”(13)王为一在这部电影中讲述了一个悲情的故事:由于兵荒马乱和珠三角农村的破产,农民被拉壮丁离乡别井,妻子被当地恶霸凌辱,继而在广州沦为娼妓,他们重逢后决定回乡反抗。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匪民”被转化为“革命者”,珠江也被塑造成一条养育反抗精神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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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泪》剧照]

历史如流水滚滚向前,冲击着珠江两岸的土地。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后,珠江流域也经历了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的人民公社时期,包产到户时期,工业化时期,直至今天的城市化时期,土地不断从集中到分散到再集中,跟随着不同时期的需要进行政治运作。到我们开始拍摄《三元里》的2002年,这个地区的一个名叫深圳的渔村已经变成了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它邻近的香港已回归中国5年。流水照旧,土地却已裂变。

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起自1979年,诱因仍然是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所积聚的遍及全世界各地的海外亲缘关系。通过香港这个重要的连接点,中央政府决定把南方对外开放,吸引华侨的投资,启动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运动。最早的试验是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于是珠三角大量的农业用地开始转化为工业用地,城乡各处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工厂,从此这里的空间特征大变,据统计,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截止至1990年时,已从1979年的1.06亩下降至0.67亩(14)。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本地区及外省涌入,他们每天奔忙在生产线上,他们制造的产品用于出口创汇。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经济运动的步伐放缓,到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又开始新一轮的狂飙突进,并且转型为以房地产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大规模的城市化也从此拉开了帷幕。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土地储备日见紧张,它不得不开始蚕吞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地方政府在征用农村的土地时,保留农民的宅基地,只把农用地用作商业发展,但并不把农民的户籍转为城市户籍,也不给他们提供就业,于是当周边农用地盖起高楼大厦,土地价值随之飙升,农民只好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自建出租屋谋生。因为他们仍然保留农村建制,市政管理的权力在此十分模糊,再加上房租低廉,于是吸引大量来源十分复杂的外来人口在此聚居,从而形成管制松懈、治安堪忧的所谓“城中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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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边上的工厂]

三元里正是广州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城中村”之一。这里原是广州郊区的一个农村,曾以鸦片战争时期村民自发抗英的历史事件而被写入中国所有小学的历史课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广州城区扩张而沦为“城中村”,接着因为九十年代初大量维吾尔族移民在此聚居,吸毒、贩毒、抢劫、杀人等案件频繁发生,非法工厂和地下性产业大量繁衍,被广州市政府列为“城市毒瘤”。《三元里》正是对珠三角地区这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迫人现实进行纪录和回应的艺术计划,它试图追溯它的历史根源,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处境,重新检视城市规划的政策,以及中国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的利弊,并形成自己的批判声音。

不管是在出口加工时代,还是在城市化时代,中国越演越烈的经济运动都加速了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内部的社会流动。大量移民从农村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奉献他们的劳动力,却因户籍等制度的钳制而无法分享城市里的公共资源。而因为房价的壁垒,城市的土地和空间也开始裂变为不同的区隔,外来贫困移民无法拥有自己的居所,他们只好蜗居于“城中村”这样的飞地,成了新时代的疍民。最不公平的是,在政府的逻辑中,他们还成为社会治安日趋败坏的主要成因,成为他们打击犯罪、整顿治安、追求政绩的替罪羊。“城中村”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城市的缓冲地,他们在此努力适应城市的生活,并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步向社会的中上游,但政府却认为此类空间“有碍观瞻”而想除之而后快。久而久之,“城中村”变成了阶层冲突的集中地,城市因恶化的空间政治而陷入死循环。

有一些民间的力量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阶层分化的危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对此作出探索。在深圳成长的中国最大的发展商万科,曾在南海建设了一幢超大型的低收入住宅,担任设计的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参照北江地区的传统客家民居“围屋”的样式,把它设计成圆形围合式的高密度建筑,并将之命名为“土楼公舍”(15),供低收入阶层租住。可是建筑师们忽略了今日社会已不同于农耕时代。那时中国农业崇尚深耕细作,客家人聚族而居于围屋内,是为了凝聚劳动力,并靠一种有效的宗法血缘关系进行围屋内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今天的低收入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并无族亲关系,他们共同生活于如此高密度的空间,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而新围屋内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则仍未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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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的江景住宅]

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土楼公舍”无疑为珠三角的空间景观增添了亮色,它显示了一种社会关怀,却尚未摸索出有效的社会运作。1996年,建筑师Rem Koolhaas带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学生前往珠三角地区展开调研,随后出版的厚达722页的Great Leaf Forward一书(16)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发现。可是在他惊叹于这里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超速的建筑设计作业时,并没注意到它同时隐含着的激烈冲突的社会现实。建筑师专注于物理空间的营造,却常常无力于社会空间和社会制度的构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需要不同专业的协作,这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不同时期的政权都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修辞学。但珠江的波涛之下,挟裹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东西。社会尽管千变万化,但疍民的历史因子却似乎挥之不去。2005年,番禺太石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主任用黑箱操作的手段私自转卖了2000多亩村民赖以生存的可耕用土地,并且涉及贪污受贿和黑势力行径,向当地政府递交了一份400多人签名的罢免动议,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引发与大规模警察的对峙(17)。这些村民是“匪民”呢,还是维护自己合理权益的“公民”?不同的历史版本将会有不同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身上流着他们的祖先不服膺于现实的血。

2010年7月5日,北京。

注:
(1)《三元里》(San Yuan Li),欧宁和曹斐导演,数码录像,黑白,40分钟,2003。
(2)《三元里》(The San Yuan Li Project),欧宁编,缘影会出版,2003。
(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2449.htm
(4)引自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
(5)直到今天,在珠江三角洲仍有疍民的存在。关于疍民的历史论述,以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最为权威。
(6)耶鲁大学萧凤霞(Helen F. Siu)和中山大学刘志伟的论文《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 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对此有非常详细的分析论述。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060424/14475814.html
(7)关于粤剧红船的记载,多数为口述记录文献,例如陈卓莹《红船时代的粤班概况》(载于《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新金山贞《红船规制及其禁忌》( 载于 《香港粤剧口述史》,香港三联书店,1993)等。
(8)参见冯原、杨小彦《金色的土改:珠三角炫耀的社会学想象》,载于《逗留香港》,汉雅轩,香港,2004。
(9)参见袁伟时《三岔分流的文化意蕴: 岭南近代文化漫议之二》,载于《现代与传统》第4辑。
(10)《珠江三角洲枭雄传》,子家著,长风书局,香港,第156页。
(11)引自冯原、杨小彦《金色的土改:珠三角炫耀的社会学想象》。
(12)《珠江泪》,王为一导演,剧情电影,黑白,110分钟,南国影业公司出品,1950。
(13)《访问王为一》,载于《粤港电影因缘》,香港电影资料馆,2005,第182页。
(14)数据引自柯兰君(Bettina Gransow)《全球力量与外来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新景观》,载于《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
(15)土楼公舍,位于广东南海,建筑面积13711平方米,2008年建成,发展商为万科地产,建筑设计师为刘晓都、孟岩(都市实践)。
(16)Great Leaf Forward, project on the city 1, Harvard Design School, edited by Chuihua Judy Chung, Jeffrey Inaba, Rem Koolhaas, Sze Tsung Leong, Taschen, 2001.
(17)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太石村》详细纪录了这一事件。《太石村》,艾晓明导演,数码录像,彩色,114分钟,2006。
[最后修改由 OUNING, 于 2011-01-19 23: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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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pingping
[ 2010-07-06 19:51:57 ]
hi, ou ning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我想问问珠江流域与珠江三角州的分别,是不是都是英语上的the Peral River Delta。
您到时候会出席这个展览的开幕吗?
引用 OUNING
[ 2010-07-06 23:57:56 ]
珠江流域是一个比珠江三角洲更大的概念,它还包括西江、东江和北江等地区,而珠江三角洲则主要主珠江入海口附近的冲积平原。我不会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要忙大声展。另他们只付我稿酬,并没提到要请我到悉尼。
引用 pingping
[ 2010-07-14 07:09:40 ]
谢谢解析,我也查看了一下资料,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哈哈。
哦,他们没有邀请你是他们的损失。。。这个美术馆做的展览蛮有特色的,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叫edge of elsewhere,还很荣幸地见到了艺术家汪建伟呢。聊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想着什么时候回家了。
对了,我看了一下我的facebook里面的人,发现原来你和我的老师thomas认识。
引用 OUNING
[ 2010-07-14 12:40:12 ]
Thomas Berghuis?我们在悉尼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后又在北京见过。你的Facebook的名字是什么?
引用 Kassie*
[ 2012-11-25 14:55:46 ]
I'm not worhty to be in the same forum. ROT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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