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ing of Traces: Liu Xiaodong, BAMA, Beijing, September 18, 2009. Photographs: Sun Xiaoxi

档案或曰文献的收集和整理(Archiving)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漫长历史的更叠变迁过程中，每个政权都设有庞大的档案部门，保存已发生的海量官方文书，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修订耙梳，以便为日后的历史编写建立凭据。从商代的甲骨文档案，唐代“三年一拣除”的档案鉴定，宋代的“置册分门编录”，明代的黄册，清代的大库分类目录，到今日中央和地方大大小小档案馆的建立，无不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足见其在行政制度中的重要性。尽管文献工作者们无法改变为政治叙事服务的性质，但他们仍有“述而不作”和“多闻阙疑”的专业坚持，这为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独立而有效的文献资源。

可惜的是，这种由行政制度支持的文献工作方式并未能惠及艺术领域。尽管今日中国的美术馆、画廊和艺术空间不计其数，但专门致力于艺术文献收藏、整理、研究的机构却廖廖无几。这与美术馆、画廊和收藏体制以及指导它运营的传统美术史观念过份依重艺术成品有很大关系，而当下的商业化潮流更是把艺术成品的流通价值推至极端。在没有行政力量支持，而资本力量又不愿涉足的情况下，要对日新月异的当代艺术实践所产生的大量原始文献按照全宗原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研究甚至将它全面数码化从而形成Database供更多人分享，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成立于2000年的亚洲艺术文献库在这方面迈出了令人惊喜的一步。它所收集整理的二万多个项目至今已成为最全面的当代亚洲艺术的资源库（其中当代中国艺术的收藏尤其丰富），它通过实地图书馆和在线网站向全世界的研究机构和公众进行分享，为当代亚洲艺术的保存、研究和推广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贡献。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作为，体现了一种把历史的年限提前的急迫意识，它以自己的例子向人们说明，Archiving不仅是一种醒觉，更是为历史负责的快速行动。

当代史学早已超越了线性叙事的陈旧传统，呈现出纵横多元和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在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同样如此：“美术史近二三十年来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各个方面的迅速扩张，其结果既是这个学科影响力的增长和对一般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积极介入，也是它不断模糊的面貌和日益尖锐的身份危机。”（巫鸿《美术史十议》，三联书店，2008，第56页）而大量、全面的文献材料的累积和分享正是导至传统美术史自我解体的一个重要成因。如果能抛开对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的眷恋，人们收获的将是打开艺术创作密码的多种可能。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个“痕迹：刘小东文献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