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代表香港“独立媒体”在杭州参加第二届中文网志年会的周思中。

在解殖的街头

周思中

有说，「香港的回归过程历时只有一秒钟」。意思就是，历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过程，全都经过长久而动态的发展过程，未到最后尘埃未定。反观香港，没有的翻箱倒笼的本土历史清算，没有前仆后继浪奔浪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识醒觉；回归过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烟法例一样，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过后，香港在欢呼声和反对声中顺利过渡，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包括连「什么都没发生」的错愕都没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当香港还未可摆脱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一一的余震时，今天行政长官，当天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轮，风风光光由尖沙咀启航到中环，宣传「亚洲国际城市」这个所谓「香港品牌」。那时回归才四年，香港却像透一支倒楣的军队，还未誓师便给攻个七零八落。据说当时市面百废待举，香港人和管治阶层都坐同一条船、《狮子山下》式的假像，几乎骗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几年过来，在网上搜寻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轮的英文名称，即便在如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不难找到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因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对声音而坚持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消息。当年还未当特首的曾荫权未知是否预视得到，区区一个拆码头的决定，竟然会牵动到香港人与自己土地的关系那一条似乎从未敏感过的神经，还有一大堆恐怕从未如此明晰而有说服力的解殖躁动。一个矩阵在运动中形成，公共空间、历史身分、管治关系等维度纵横交错；意识和身体，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时代开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区和底线。

换言之，姑勿论同样一片空间，更流行的讲法是英国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标，但其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与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绵密交织，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容略过。一直被视为殖民管治象征的这片空间，竟阴差阳错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条线索，构成了回归十年始开始发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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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代表的是一种不惜一切的发展观，不顾历史不顾文化不顾社区关系地为了多建一两幢比天高的商场。这是我城之所以能够由上世纪一直经济冲天飞到今天的法宝，这件法宝的双生儿，就是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的一种殖民性。什么是殖民性呢？它把我们悬置在半空，拦截我们与历史、与地方的关联——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历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诤言。悬在半空予人像雾像花的自由幻觉，这悬置启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纹风不动。初时它告诉我们，香港人是无（或者不需要）根的，后来索性以城市发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们与地方和历史产生关系的条件。结果当然就是，香港人视自己为极端的单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选择的「自由市场」；家庭已是最高层次的组织单位，集体行动和身份只是笑话。这，在回归之后未曾转变过。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发生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齐泽克引述过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识中难以名状和辨认的事件，它无法拼入已有的传统并成为其一部份，无以在现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找到资源以论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绝对的异类，回避、抗拒、否证事件发生时所可资引用的各种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进一步搞乱常熊和个别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态下出现的个别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边际的骚动；相反，与现况与传统极端不协调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会看似稳定的结构里的根本弱点。这弱点是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份，社会所有制度和机器需要一直主动而低调处理的质性问题，大众也一直被告知和训练成对这根本问题感觉麻木，甚至不知不觉。

真理事件，虽然像个谜样的大爆发人人手足无措，唯它制造了属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按齐泽克的说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钩附在某个偶然而具体历史情状的真理。事件的主体各种原有观感和意识维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乱，并重新收归在真理事件横空出生的新语境、感观和参照的维度上。主体与事件的关系，一语记之：忠诚。根据巴迪乌的定义，主体的出现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仅不是「主观」（即并非由主体之游思妄想所决定），主体相反地需要服务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体是命定地无法满足真理所提出的无止无终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处的多重情状中，寻找真理的各种蛛丝马迹。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始于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

先简单交代一下天星皇后运动的背境。风眼中的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座落在港英政府于战后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饭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陆始已不停填海。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积而逃避向政府缴交差饷，开埠时位于岸边的仓库和贸易公司已不停进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仅填出了日后的维多利亚公园，还填了中环现在大会堂，皇后码头、爱丁堡广场、天星码头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别之处，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没有地产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厦之用，而是成为文娱康乐消閒场所。而实际上，这片香港现在买少见少的沿海公共空间，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饭后散步、钓鱼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飘洋过海到我城打工的外佣的欢聚天地喘息空间，遇事则是社运份子纠集群众昂首阔步遊行到中环政商权贵总部的起点（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轮加价、七十年代风风火火的中文运动、保钓、反战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发生于这片海旁的公共空间）。

香港无止境的发展欲望，今天终于波及这片在城市心脏的公共空间。政府终于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因为无关痛痒的地下排水渠和硕大无朋的公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都面临清拆的命运。去年十二月中的一个中午，约二、三十人聚集于天星码头的工程围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发生。然而，工程并未如计划般受到影响，门外的人边聊胜于无地阻挡希望进入地盘的工程车，边听著地盘内推土机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筑逐寸逐寸地毁灭，一筹莫展。突然。午饭后的时间，有工程车要离开地盘，乘著地盘的大闸开启，一帮人伺机跑进地盘入口，有的与保安追逐，有的被包围。还有一个：他站上了隆隆作响的推土机之上——推土机被迫闩掣停止，而这也是佔据，和真理事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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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地报纸所载，闯入地盘后，关键点在于翌日，佔据者被不合理地大规模的警力抬离地盘——当时我城的议会正在就天星码头清拆事宜，进行动议辩论。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随著登上推土机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时佔领时间。入黑前，保卫码头者几度被地盘的保安人员不熟练地抬走，惟被闯进的地盘已是不再一样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后继再度闯进。因为它并非空谈的价值观争论，并非政府的决策闭门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计吸引媒体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见报机会）。地盘就是工程，阻止地盘运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无意中挑动了我城的人与土地、与历史、与管治关系等的无意识设定。这道理在那几闯几抬之际，最是鲜明最是深刻。地盘保安把保卫者抬走，就是一个「地盘（即再不作为公共空间的码头）属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个宣示，而政府的强硬态度，更是一则警告：官民之别，不得越过。

电光火石，保卫者眨眼间回到一种殖民情状：任何与土地和历史建立关系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拦截，人就像禁锢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设定的场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临清拆的码头，重复的清场，强硬的政府立场，披露了这个被称为后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将保卫码头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为已不再的殖民座标下。如此情况，在回归近十年的一个下午，既是全新的体验，亦为历史的重覆。

几经波折，地盘保安和政府放弃了立即清场的念头。那一夜，保卫者都是光秃秃的暴露于一种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盘内、在推土机底，过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对于如笔者这种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运还未懂事，九七回归只会以政治不正确的冷战思维看待；所谓社会或政治运动，要么就是纯论点上的唇枪舌剑，要么就是一色一样的大遊行，要么就是议会内政治精英之间的勾心倾轧。这当然与主流媒体的理解能力和书写格式有关。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头的总和，就是缺席：缺席于面临能够促成社会转变的关口，更严重的是缺席于能促成社会转变的对奕。而这难道又能与从报章所读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报导和论述脱得了钩吗？作为传播工具的报章和其他媒体，彷彿很「现实地」替你分析权在谁手，谁的计谋是如何，为什么得逞或成功。每天读这类报导或评论的读者，能想像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促成社会转变的一个角色吗？能够真切的体会，无中介地面对管治权力，同时所要承担的压力吗？这大概是社会人人轻轻省省无甚所谓浪奔浪流的特质的本体论基础。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疯了也好，当时保卫者的脑里想的很简单，佔领尤如在大水坝中刺一个小洞，小洞支撑得越久，整幅水坝彻底瓦解的机会就越高。而相反，地盘失守就意味昙花一现照常营业——一度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可以争取的东西，是否紧握下去，成为了唯一的问题。

换个说法，面对政府蔑视历史、蔑视人民的公共空间，保卫者死守的，不仅是一座有五十年历史的钟楼，也是我城或者从来只是若隐若现的主体性的。放开了手，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是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

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星码头的保卫者就如不是在码头里，便是守在码头的外围，继续带著阻止工程的目标，行使香港人在公众地方的权利。绝食、往特区行政长官的官邸抗议，不停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驱赶。过程中，保卫者跌撞于街头之际，原本在城市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感觉逐渐变成难以承受的轻，一种对立于只希望把人民封锁在无根状态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识，亦开始在酝酿觉醒。

虽然天星码头的钟楼，最终在众目睽睽下整座被锯走，直往堆填区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码头保卫运动中被召唤的人，亦像被充了电的电池般，转战在天星右邻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走到皇后码头的阶段，要求参与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应我城的殖民经历。查皇后码头于一九五三年建成后，一直是由英国乘飞机抵港后，由九龙坐著其「慕莲夫人号」到中环登岸进行其就职仪式的地点。现在流行的讲法，皇后码头的设计与其对面的大会堂以一条轴线遥相呼应；在这意义下，如果原本天星码头所象征的，还可以说战后像雾又像花的现代管治形象，保护皇后码头岂不是走历史的回头路，甘心将热情都奉献给殖民的始作俑者？

历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写。若皇后码头的确曾有过标志殖民权力——登岸以宣示主权——的过往，除了发掘一直以来在皇后码头发生过的抵抗运动——中文运动、保钩、外佣争取权益运动——，码头保卫者亦努力在皇后码头的空间刻写与权贵无干的本土历史。自天星码头被拆毁后，皇后码头及其对开的广场，不断有文化活动在发生，计有：本土社会运动前辈的夜话、剧场遊戏工作坊、文学沙龙、独立短片放映、诗歌朗诵及音乐会、关于历史文化保育的论坛、火锅聚餐、摄影展、导赏团、人民规划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湾的汉生病疗养院「乐生院」因为捷运工程而面临清拆，一班关注的香港朋友亦于同仇敌忾的皇后码头进行过两次音乐会。除此之外，码头的保卫运动更开始与其他社区运动的团体连结，尝试以保护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为主题，将抵抗同一发展至上逻辑的运动扩散和连结。

殖民情状的暴力，在于殖民者带者高傲自负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纵然由萨依德《东方主义》始的后殖民批评发展了快三十年，理论所及，谁是殖民者谁是被殖者已开始难以界分，惟一种将土地的生活方式、历史、身份、贡献埋没和贬抑的主流意识，历史和地方只是与所有商品一样的消费心态，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讨百战百胜。码头保卫者在街头的一切，便是希望实践出一种别样的时空观念，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民」的训练，填充香港空间的意义，重述香港地方的历史。在这半年期间，有两次行动可资说明。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码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人民登陆皇后。码头的保卫者以一艘被命名为「本土号」的船，载著近一百人（当中包括不同重建区的街坊、新来港人士、关心历史文化保育的团体、工会成员、非政府组织成员、进步知识份子、运会运动前辈、外佣团体等），浩浩荡荡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码头登陆。行动的讯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经是以殖民者的登陆而成为不由自主的国度，回归十年情况亦未因主权易手而出现转变，则香港人需要以集体行动宣告，谁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谁才是香港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无名英雄。保卫者还预备了两条各五十米长的横额，由所有参与者写上了其心声，绘满了意味深长的画，在码头登岸之处由登岸者领到大会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仪式的检阅台。大会堂、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整个空间，顿时人声鼎沸旗海飘扬鼓声震天，几乎让人错觉这片公共空间正式宣布独立。

三月十八日，时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一场全港七百万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前一星期，码头的保卫者和不同的社区运动、居民运动的团体，发起了一场遊行，争取香港空间规划的民主化、要求规划的过程和机关尊重社区的历史、文化和有机地形成的网络。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则，是人数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八遊行因为连结了不同社区运动的团体，争取属于旧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故遊走于旧区的横街窄巷，在旧社区的现场宣示团结，便成为一场保卫旧区免于全面被高楼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当然的路线。路线更途经汇丰银行于中环的总行，即星期天休假外佣的聚脚点。队伍途经该处，随即与外佣合唱团结的歌曲，亦有发言互相支援——只因作为香港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人员，她们长年累月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从来便被忽略；作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们也是被拒绝的。队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个旧区居住和建设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于他们既是向外宣扬讯息，亦是向内加强团结。最后，遊行队伍挺著一块几十平方米，由基层妇女和艺术家编织而成的百家布，有尊严地完成遊行路线，抵达终点站皇后码头。

事实上，遊行队伍不断被便衣警察渗透，被军装警察以各种秩序理由拦截。或许如此的参与者的组合、如此的遊行主题、如此的遊行路线，对有著某种不可理喻的官威传统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头脑。结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区街坊在遊行后发言时竟遭警方不礼貌地中止，而一位艺术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结后，遭掩饰自己重案组身份的便衣警员无故截查。这场保卫香港本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不是已经越过了一直以来在当权者理想的「顺民」的界线外，遊行参与者所受到的对待实在难以理解。

从登上推土机的一刻开始，保卫码头的运动者便从一种不一样的介入点靠近解殖的彼岸。回归的一刻，政权由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移交到中国的北京政府，各界预计由政权移交所引发的转变，回归差不多十年后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保卫运动的雷达差不多扫描不到，亦没有以这大历史上的一刻间的差异，作为其观照自身状况的理所当然的参照点。相反，似乎是名义上有变而实质管治关系的不变，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触发了一场真理事件，为忠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提供判断和行动的座标。

管治者透过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及归属意识，而码头的保卫者，则在街头正面迎击，在街头巷尾，捡回属于本土的片段，重组本土的世界。而事实上，政治和社会的抗争和异议在香港的历史上绝对不是缺席的，由码头保卫运动所开展出的解殖语境，要求保卫者承先启后，从过往的异议历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权力的沿革及限度，并由此思考和实践摆脱回归后还残留或强化了的枷锁，真正感受作为香港这地方的历史主体。将「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动的客体，正式宣布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体。这尝试并不在中立真空里进行，更并非无关痛痒——视之为回归十年忍无可忍的历史任务，该不算是意图不轨的自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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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回归前突然出现大量由国内学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来英国人对香港的历史论述，曾令不少论者慨叹没有从香港本位出发的历史：不单止主权是伦敦和北京政府的争拗对像，即连对主权的论述，香港也从来不由自主。针对这情况，回归前后曾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和知识份子对过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当时的文化评论，不少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不无自贬地把香港理解为「边缘」、「夹缝」、「混杂」，描述八十年代以还香港被伦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现实。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而得力于后殖民批评的引入，另一批论者便指出「两种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处理复杂多重的后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为文化北进反攻大陆的不在场证据」。辩论的因为笼统的定性而起，而止于特定的反证。另一方面，以菠萝包、茶餐厅等作为香港文化的特征的论述，无疑贴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谈判的一片无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点。

这些对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于特定的论辩和历史情境，本就不是要处理香港人的解殖状况，亦无法对之延伸有视野的讨论。面对当前香港庶民社区被逐渐消灭，殖民遗产在香港有全盘的历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与资本结合成全新的消费空间等问题，不难暴露出学界评论界对香港解殖任务的忽视。这不止是在一个超级市场内少了一个牌子的货品，而是我们是否付得起埋没一段段对香港走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历史的责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据想策略解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枷锁？

已几近成为经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早于八十年代初（约于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三十年后）已开始专注研究一众在南亚社会在殖民时代的社会变迁。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编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给他们自己开出的研究对象：人民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

由前途谈判起到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无需将回归一刻视为浓缩了一切历史问题的金钻一刹，对于香港解殖情状的分析之空白或难产仍是令人相当尴尬和沮丧。香港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别于正史主力记载的华洋精英）的自强抗争、对人民如何（无法）构成社会的进步力量等问题，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状，对上述问题认真而批判的认识和清算实在是逼在眉睫。

转自《今天》文学杂志香港十年专辑
2007年 第二期 夏季号 总第77 期

庶民政治系列
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

陳景輝

「故事可能是資產，也可能是負債。」引自《故事、知識、權力》

跟十年前有別，香港在文化、環境、發展、廣播和政治等社會領域內，官民之間出現了很大的爭辯。特別是，在○三七一大遊行至○六年天星事件這段期間，市民開始嘗試奪回介入城市的主動權，於是形形色色自發的「民間反對運動」如雨後春筍。這是讓香港「不再一樣的十年」，她的現狀和未來因而將會改寫。

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

在陳冠中著《我這一代香港人》裏〈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功與失誤〉一文中，這位戰後嬰兒建議： 「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而我則進一步提出，是時候應該放棄戰後嬰兒因應九七前途問題而提出的主流香港故事。那個故事有何問題？為什麼需要放棄？

本文會以呂大樂十年前出版、今年再版的《唔該，埋單》為藍本，批評戰後嬰兒的主流香港故事，然後參考另一位戰後嬰兒剛剛出爐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來探討「香港故事的書寫」該往何處走！

機會主義經濟動物版本

九七大限之前，可以說是炮製香港故事的嘉年華，不只民間大量生產，就連中英兩個陣營也各有各自上而下的版本，前者將港人喻作回歸母體的孩子，後者則讚歎自己作為現代政府的管治能力。

當時的社會學者呂大樂，決意尋求一種既非中方也非港英版本的第三個香港故事，它植根於香港人普遍經驗，於是出版了《唔該，埋單》一書。究竟哪一種香港經驗應被寫入，又何種香港人值得記錄？他選擇了隨着七十年代經歷了上向社會流動的戰後嬰兒潮經驗。用作者的話來說，那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和「殖民政府自我改革」的社會時間，連上了剛剛踏入社會的戰後嬰兒的生命時間，可說生得逢時，培育了一份本土意識。

我要補上一句，在九七前，香港人都忙於尋找一個有別於中國那一制的定位，說明香港這一制的特殊性，而在這裏，就連七十年代後的殖民管治經驗也竟然成為了要「擁抱」的正面東西，態度是小駡大幫忙。

另一方面，戰後嬰兒也談到香港的教育系統，說它有兩種功能：第一，通過在教育系統內的競爭，一些人獲得了上向流動的機會，於是讓人覺得她是個「人人有機會」的開放城市。然而，在那時候，香港的九年免費教育仍未實施，高等教育更是嚴重不足，所謂人人都有的那些「機會」是很不一樣的。

其次，就是他們描述自己怎樣「適應」荒謬的教育制度，從而造成香港人今天的個性。在教育的濡染下，陳冠中說他一代人都變成「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的人，忙着「搞經濟」，而呂大樂則稱學校為訓練人們學會「一種犬儒的、只求達到目的、不作其他考慮的、工具主義的生存策略」的場地，他這代人也學乖了而不會問「為什麼」。

這故事被一種濃厚的經濟意識、機會開放和犬儒人格的神話穿透，在《唔該，埋單》一書，其他與其敘事相衝突的歷史片段（例如，作者六七十年代做義工時目睹的貧富懸殊、七十年代湧現的民間運動和具批判性的民間紀錄片等）都不曾干擾它的一致和穩定，而經濟發展之外、隱含其他社會價值的歷史事件都只能是靠邊站當配角。（註一）

選擇的結果

誰都知道，沒有一種香港故事可以窮盡七十年代的所有事情，人們在試圖記憶之際，就同時陷於遺忘，書寫因而往往充滿選擇性，剩下的似乎是該如何做「選擇」了。

戰後嬰兒「選擇」了一種被動非常的港人形象，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在「由外而內」的經濟榮景護蔭下長大、殖民政府「自上而下」自我改革的受惠者，以及某種犬儒認命的工具主義者。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在香港故事裏，她被描述成缺乏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等元素。她的角色就像一部電影的替身：被分派到一個不能被辨認出來的位置上完成故事，他無法策動故事的推進，只能被動地接受各項指示，補充台前主角的不足。

然而，香港人真的對「追求當主角」感覺漠然，沒有嘗試創造和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嗎？當然不是，但這部分集體經驗卻無法納入其敘事當中。我們找不到「香港人當主角」的香港故事，並非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是源於人們無法對「這些經驗」賦予重要的意義，最終無法形成故事。這就引發嚴重的後果，「無法賦予意義」最終會化為現實，導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提不起「介入自己城市的權力秩序」的意志。為什麼？

因為香港故事塑造了我們的認同及社會生活：我們的認同感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了解」，以及用來描述我們自己的那組獨特的語彙，而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是主動抑或犬儒建基的往往就是這份認同。因此，香港故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活動，遠遠超越「有沒有準確反映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此一舉動；準確一點來是，不管是有心抑或無意，他們其實是通過香港故事選擇性地描述香港、賦予港人一種特殊的自我形象，來建構人們的主體性。

沒錯，我是從香港故事如何在敘事上「構成」和「限制」了港人的身分內容和行動方向，來評價它的價值！如果我們希望香港人變得更具「創造力、正義感和挑戰性」，那我們就需要一種重視這些元素的敘事框架，來重新組織香港人的經驗和過去。另一位戰後嬰兒陳順馨的新著《我的七十年代》，似乎就示範了這種可能。這是一本和我們時代息息相關的著作，它透視出：香港人不是替身不是配角，她擁有自己的一╱多條民主、反對之路，而大部分累積的實踐經驗及思考資源不假外求，它們潛伏在殖民地的時空。

殖民地上普遍的不公和抵抗

雖然談論的都是七十年代，但架構起這個時代的人物、氣味、場景和事情都與主流香港故事截然不同，其中一點很重要，它是刻劃港人的自主故事之際，猶如硬幣兩面的必要情節：作者筆尖瞄準了使香港人淪為配角的殖民體制，以及伴隨而來的三個「反抗故事」。正如作者想我們看見的：「故事」都發生在那個時代裏、相當普遍的三塊草根空間——木屋區、避風塘和徙置大廈，而七十年代的重大社會矛盾就是：「大量暴力清拆」、「公共房屋的供應、分配和不合理」，以及「草根市民的堅韌鬥爭」。

有趣的是，這表面上看來互不相關的幾件事（清拆木屋、艇户爭取上岸及頂樓熱問題）放在一起之後，你會發視當中一致的權力邏輯：首先，發展商居於顯要的位置，殖民政府則從旁協助運用警力強行清場；其次，居民原來社區被毁之後，只會被遷往基本住屋標準低於英國、「生活空間狹小」、設備不足及粗劣（頂樓熱）的徙置區；最後，就算你居住的地方危機四伏（艇户上的小孩溺斃），但若那片棲身的土地沒有經濟發展潛力（後來九龍西部納入發展地產和公共項目，艇戶才能上岸），殖民政府絕對闊佬懶理。在這裏，我們不難嗅出散發自殖民地、延續至今的同一股惡臭：在土地分配的過程中，草根社群總是處於權力金字塔的底部，他們沒有受到重視，而重要的土地都分給發展商了。這就進一步戳破了那個有關土地發展的神話：與其說發展帶來的不公和破壞（包括環境破壞、社區瓦解和不當的安置賠償等）是源於「土地資源緊絀」此一貌似先天的因素，倒不如說這是一項有關政治經濟的「分配」問題，它是人為地構成的。這種土地分配不公延續至今，遂演變成今日利東街、天星及皇后的社會衝突，可見殖民的陰影並未遠香港而去。

和戰後嬰兒所呈現的港人形象有別，在這本小書中我們清楚看見，草根市民絕不犬儒，她們有所追求、挑戰殖民政府，並「熱心地為自己和社區做點事」。以作者為例，她自小住木屋區，求學時期有過做義工的經驗，後來就走到大窩口做「無牌社工」，帶着大聲公踏破鐵鞋，挨家挨戶主動接觸、探訪和連結居民；又例如葵盛邨的林太，她主動肩負起用電話催迫官僚的工作，從最初「開口說話時心撲撲跳」，到學會跟態度惡劣的官員交手博弈，到最後說「我已經不怕官了」。

七十年代是「社區抗爭的十年」，它由無數草根平民構成，是香港人在政治上創造自己生活的紀錄，這些大小運動，充實了一代人的權利、平等意識，使這個城市不至於太過遠離人性和公義。

結論： 「反對」及其故事的重要性

在《青春歌聲裏的低調》一文裏頭，台灣學者錢永徉賦予台灣反對運動中「反對」一詞重要的意義：「『反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同樣道理，香港人的反對運動其實是對抗庸俗化（包括各種剝奪人性尊嚴的社會制度和安排）的一個故事。戰後嬰兒的香港故事忽略了這部分，未免是過度安於自己的現狀，未想過「庸俗」真的會迎頭降臨；反過來，「反對」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塑造出「對抗庸俗化」的主體及其認同，滋養那條屬於人文社會的最後防線。

因此，○三年七一後的今日，擺在香港故事作者群面前的書寫任務，就是將焦點移回自殖民管治開始以來的反對運動之上，向人們講述更多「對抗庸俗化」的啟迪故事和動人事迹，召喚更多港人成為我城的衛士。

（註1）事實上，《唔該，埋單》一書是有零零碎碎地旁及草根市民的艱澀生活的，不過這些「不平等狀况」並非他的香港故事的主題，反而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項提醒或補充。

《明報》 2007-07-29
转自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50687&group_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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