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三篇文章均已被转载于2007年12月出版的《生活》杂志（总第25期）。
Marc Auge,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Howe,Verso,1995
10月4日，我带上几件简单的衣物并揣着一本Marc Auge的书上了去合肥的飞机。左靖已经在那边等着我，我们准备一起去皖南，去他的家乡旌德，那里保存着我们少年时代的通信和诗歌刊物；我们还要去黟县的西递，因为以前的诗友寒玉和郑小光在那定居。
Marc Auge的书开篇用小说般的语言，写了一个叫Pierre Dupont的人在周日驾车从高速公路到巴黎戴高乐机场乘机的过程。从进入停车场泊车，换登机牌，到免税店购物，浏览机场杂志，进入机舱，到带上耳机听着音乐准备起飞，所有细节无一遗漏。这篇描述性的前言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感性的印象，以便进一步理解书中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个概念——Non-Places。
这是一本小书，书名叫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除前言与后记外，共分三个章节：The Near and the Elsewhere(近处与他方)；Anthropological Place（人类学场所）；From Places to Non-Places（从场所到非场所）。在飞机上读完前言后，再往下我的英文就显得吃力了。我对自己说，还是等中文译本吧。关于Non-Places，我大致知道它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越来越相似的地方，一种为了达致标准化、高速度和高效率而把人的直接交往抽离出来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虽然有巨量的人群流动，但却无法承载人们的情感表达，亦无法凝聚人们的记忆。机场就是这样的场所。
洛杉矶国际机场Check-in大厅，2005
停机坪上的客机，洛杉矶国际机场，2005
有一次在去墨西哥经洛杉矶转机时，我写道：“停机坪上的巨大客机像一条孤独沉默的鲸鱼。躺在候机室地板上充电的旅人都带着电脑。它是今天旅行必备的数码行李箱，所有的娱乐和工作都被压缩打包。机场上人来人往，人们不是奔赴家乡，而是去一连串的陌生地址。他们的生活只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而另一次准备飞往多伦多前，我感到：“我厌倦了旅行生活，特别讨厌机场。人们总是以为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采购到一个城市的精华，而所有机场都在销售一种打包起来的城市符号——所谓土特产，或者用免税来刺激人们爱占小便宜的恶习。Buy然后Bye，这是最无情的消费，我发誓绝不在机场购物。”除了机场，所有的现代化城市中都存在着大量的Non-Places。这次动身去皖南农村，是不一样的旅行，是为了逃离Non-Places，去找寻情感和记忆之地——Marc Auge所说的Places。
合肥的新兴房地产。
左靖让我住进了合肥最好的希尔顿酒店。不幸的是，从我房间望出去的城市是个典型的Non-Place。毫无识别性可言的流行房地产把城市空间挤得满满的，形成沉闷无趣的天际线。第二天我们就上路，离开了这座被流行病殃及的省城。汽车在新修好的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高速公路上飞奔，沿途的村野，很快也会被现代化的浪花打湿。穿过许多的隧道，跨越许多山，进入旌德县境内，在一家路边农家菜馆用过午餐后，我们先到了江村。
左靖和我在离江村十公里左右的一家路边餐馆。
江村建于隋末唐初，是一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像所有皖南农村一样，村前设水口（风水命脉集聚之处，以庙宇或亭子等建筑物为锁镇），蓄水塘，村内街贯巷连，民宅粉墙黛瓦，牌坊宗祠巍峨高耸，环村溪流清可见底。它自从被考证为江泽民的祖居地并经过江的到访和首肯之后，声名大震，现在已从一个自然村落变成一个独立的旅游公司，设关卡收门票（每人48元），并有导游进行讲解。这打破了访客们对乡村的淳朴想象，让它的亲和力大打折扣。这种仅仰仗门票收入的旅游开发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比起村庄的自然凋敝，这更加令人痛心。在皖南，稍有知名度的村落莫不如是。
江村牌坊。立牌坊要经过朝廷恩准，它是帝国时代乡村社会与权力中央的一种微弱的精神联系。
明孝子江文昌公祠，用来树立道德典范。这是我最喜欢的门墙，简朴大气，不事修饰。
江氏总祠。人们在此认祖归宗，议论村政，是乡村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江氏总祠的木雕，最值得自豪的徽州民间艺术之一。
江氏分祠的院落，是我最喜欢的院落之一。
江氏分祠的文革标语层层叠叠。
江氏宗祠的毛语录。据说江泽民视察这里时曾说，毛主席说的没错，但人们把它理解错了。
文革遗迹。
就像库哈斯说的，历史保护要把时限提前，社会主义时期的遗物也要列入保护范畴。
1927年的安徽省代省长江绍杰在江村的黯然别墅，也覆盖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字迹。
寻常的农家院落，不成景观，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农民盖新房仍然保留五叠式马头墙——所谓“五岳朝天”，徽派民居的标志。
夜宿旌德，一个左靖在此度过童年时代、人口只有3万左右的县城。左靖有四个中学同学前来会面，自1988年毕业后每年他们五人都在一起拍一张合影，至今已拍了19张。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成长老去倒也有趣。次日左靖从家中找到三箱书信和旧物，他决定带在路上，到寒玉、郑小光家中再拆读，然后带回北京。他给我看1987年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字迹狂放有力，那种稚嫩激昂的少年心气令今天的我不忍卒读。中午后我们上路去绩溪县的上庄(胡适的家乡)和龙川(胡锦涛的祖居)。
上庄的胡适故居。参观门票18元。
胡适故居前厅。
胡适故居的瓦当。
胡适文物馆。这是胡适带给他的乡党后人的活路之一。
今日上庄村民。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第一句便说“我是安徽徽州人”，他在绩溪上庄度过童年，在这里迎娶旌德江村的江冬秀为妻直至终老，与朱熹、戴震等前辈大学者共享一个徽州故乡，对此他深以为豪。唐德刚在译注中笑他“夫子自道”，“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因为那时的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唐认为“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是的，在尘嚣日上的大都市中，这种乡土血脉与宗族体统早已分崩离析，却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皖南农村，在青山绿水的保育下幸存下来。今天所有徽州乡村的宗祠和族谱均保存完好，这简直是奇迹。胡适故居空间迫狭，却拥有一个极开扬的院落，虽不是大户人家，日子肯定也过得挺殷实的。他晚年常用绩溪方言读诗。想不到一个新文化的闯将，竟是如此念旧的人。
胡锦涛的祖居地龙川。
山水秀丽，果然是风水宝地。
龙川胡氏宗祠。
胡氏宗祠的门神。
龙川的牌坊。
远望胡宗宪尚书府。
胡宗宪尚书府花园。
胡宗宪尚书府家井。井中有井，半月环抱，隐含一个胡字的造型。
离上庄不远的龙川被当地旅游公司宣传为“伟人故里，和谐之源”，门票比江村贵10元，除山水秀丽外，可看的东西不多。而明代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胡宗宪的旧宅因由另一个公司修葺经营，则要另收门票。胡宗宪尚书府有四百余年历史，占地3000多平方米，远望低调寻常，内里大有乾坤。沿着重门叠户，细巷回廊，渐次通达戏台、花园、家井、厨房、官厅、善堂、医馆、蒙童馆、佛堂、绣楼、轿亭甚至还有土地庙，虽是私宅，却等同于今天各种设施例如学校、电影院、教堂、停车场、公园绿地、餐厅、医院等全部齐备的一个小型社区，在设计上对小尺度的匠心独运令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难怪它超越所有其他望族，被尊为“徽州第一家”。
写到这里我一直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可恶的门票(与票价多少无关)和导游令我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旅游(Tourism)语境。我厌倦了世界各地相似的城市风景，但我想要寻访的乡土中国——我想象中的Places却是如此这般。入夜，汽车渐渐开入黟县境内，西递就在光亮的远处。我们多年不见的朋友会用什么来迎接我们呢?他们会为我们掀开什么样的记忆?这次，我们又会一起缔造什么样的记忆?
三个安徽人：左靖，寒玉和郑小光。
寒玉和左靖都是我中学时代互相通信的诗友，1987年我们在南京的聚会中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和左靖的联络频密一些，与寒玉再见则是2003年的事，那时她生活工作在上海，我们在崔健的一次演出中重逢。郑小光是左靖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一位诗人，现在与寒玉一起生活在西递，他们在村内买了一幢明代民宅，花了两年的时间修葺打理，开始时只是自用，后因访者日众，遂改为会馆，但并不挂牌营业，只接受限量预约。当天晚上的客人除了左靖、我以及同行的合肥摄影师谢泽、郑电夫妇加他们的小女儿谢安迪，还有应约星夜从广州赶来的女画家林菁菁——她也是我们中学时代的诗友之一。寒玉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房间和丰盛的晚餐，然后在她家后院那个声名远播的“猪栏酒吧”——确实由猪栏改建而成，吃着著名的黄山甜品“红纸包”，喝着浓茶，闲谈叙旧直至深夜。
整个村庄像个沉睡的婴儿，听不到半点声音。我们的头顶出现满天的星光，习习凉风把村野的气息送来，令人仿如处身另一个朝代。最迷人的是，西递还保留着打更报时的旧俗，这夜半更声像一种神秘的牵引，加深了我们的时空错乱。我开始想象那更夫的相貌、年龄、衣着，他行走的速度、槌击的轻重，他的家庭生活还有内心世界。自从人类发明了钟表后，我们再难见到走街串巷的打更人。现代生活为了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社会效率，总是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机器和设备为我们代劳，于是银行柜员机、自动贩卖机开始大量出现在公共场所，你提款和买饮料时再见不到柜台后的笑脸，听不到小卖部那个风姿绰约的老板娘的笑声，你只要插入银行卡或投入硬币，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在每个城市的地铁站，人们行色匆匆，互不相识，如果稍事停留，也只是为了给交通卡充值，或到柜员机取现金，要不就是从自动贩卖机那里买包香烟——他们站在这些机器前面，按这些机器的指示行事。对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Non-Space的景观。
在西递，我不仅找到少年时代沉迷文学的个人记忆，也找到了一种更久远的农耕生活的记忆。在寒玉和郑小光的宅第门前，贴着一副有趣的对联：“日理家务夜读书，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写照。他们不仅仅是修复了一幢徽州旧宅让人观赏，还放下了许多以前的抱负和事业，住在这里，开始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样，这幢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屋才开始重新焕发它的新生。尽管这老屋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和西递的其它一百多幢老屋一起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但如果任由它空置或只是收门票供人参观，那最多只能延迟它物理性的衰败，而无法重现它过去曾有的生机；只有在这物理空间中重新置入人的生活，并明确产权归属，让修葺和呵护它变成产权人的自觉，这才是对它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两位诗人最初对于乡居生活的浪漫冲动，最后竟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对旧民居进行历史保护的方式——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退隐，而是向前拓展了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
寒玉郑小光宅的天井。适逢雨天，雨水从高墙漂入，正好体现徽派民居“四水归堂”的设计。
厅堂。住客可在此享用家常菜。
二楼公用书房。有大量住过的客人留下的书籍，可用宽带上网。
二楼公用书房的楹联（上）：与人相见以识。
二楼公用书房的楹联（下）：造物所忌者巧。
二楼公用书房的窗扇。
二楼主卧。徽州人相信“暗室生财”，所以此地民居多采光不够。寒玉小光加开天窗，增加室内采光，使之更符合今天的生活习惯。
从二楼客房洗手间望出去的西递村景
三楼观景台。在此近看鳞瓦青山，远望晨昏日暮，把酒沉思发呆，人生一大乐事也。
后院。猪栏酒吧的所在地。
如果没有寒玉和郑小光，西递给我的印象不会比江村、上庄或龙川更好，而只会更差，因为它和宏村是徽州两个最著名的村庄，门票也最高，都是80元一张。这两处的旅游模式都让人生厌，充满了恶俗趣味和势利色彩。而碧山是我们此行感觉最好的村庄，因为它还处在原始状态，未被拙劣的旅游开发污染。寒玉和郑小光在碧山又买下了另一幢老宅，比西递的更大，占地两亩，他们正忙于修葺与改建，几乎天天要与徽州的老师傅们商量施工。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卫生院，背倚青山，占地约六亩，后院草木葱茏，还有数株古树。还有一个空置的敬老院，是那种苏式礼堂的建筑样式。如果这些用来做艺术家驻村计划、乡村建筑工作室或有机农业实验基地，都会很有意思。徽州农村应吸引更多人下乡融入当地生活，参与当地建设，才能实现它的全面复兴，而不只是单一发展旅游业。
西递村口。
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西递风景。
西递的石窗。
西递一户人家。
节孝，徽州人所恪守的其中两个道德准则。
中国行政权力的末梢——西递镇政府所悬挂的国徽。
宏村。《卧虎藏龙》曾在此拍摄。
宏村承志堂的门牌。
宏村承志堂的“美人靠”(飞来椅)。
宏村承志堂的木雕
碧山，寒玉和郑小光所购老宅院落里的文革绘画。
农民画的赶英超美大跃进。
碧山，寒玉和郑小光所购老宅正在施工。
碧山卫生院。
碧山卫生院的古树。
碧山敬老院。
在西递的日子，我们最享受的还是在旧宅中读信，或朗诵我们过去的诗篇。左靖从旌德带来的三箱旧物展开在地板上，寒玉的收藏也参与其中，我们各自找寻自己十多年前的笔迹，那些天真无忌、张狂放肆的旧日言辞常被恶作剧地大声念出来，令我们面红耳赤、心跳不已。我们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渡过了我们的青春期，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最好的黄金岁月之一，我们深深缅怀那个时代的精神饥渴，还有那时的情窦初开。今天这种跨越了不同人生际遇的重聚令我们感慨万千，时而欢声笑语，时而心有戚戚，不管怎样，都令我们深感它的来之不易。在西递，陶醉的感觉令我豁然明白，Marc Auge所谓的Places，重要的并不在于城市或乡村，西方或东方，全球或本土，而在于人——有丰富情感、顺乎人性、敬畏生命、珍视记忆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和空间创造出自己的Places！
一地旧信和诗稿。
寒玉1987年发给左靖的电报。
左靖以旌德中学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一点诗社”成员名单。当时他才16岁，被他的老师郑小光视为神童。
左起：我，林菁菁，寒玉，左靖。
附寒玉、左靖忆旧文章两篇：
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
寒玉
生命里有许多可以永恒的东西，所以才不会苍老，因为我们身上的血液是无法叫它冷却的。可是生活总是在痛，让你不得不叫，不得不沉默，不得不随时想着放弃，可又不能放弃。
在那个纯粹的时代，我们无时不为诗歌而沉重，每每难以释怀。年轻的生命屡屡被感动、被挣扎、被充盈、被膨胀、被惊讶、被震撼！我们的胴体曾经是那般坦白、那般通透、那般的情难自禁。
人到中年，也就象早上剩余的光线，越来越淡，越来越白，各做着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忙，来不及回味，甚至没有了言语。而那一道诗歌的闪电曾经是怎样击中我们并转瞬把我们带走？！
他把黑压压的天空照亮，把八十年代的这一群人，带离了烦俗的世界，带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进入另一个故事。他击中了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稚嫩的心一路狂奔。
八十年代诗歌的岁月，我们把灵魂连同肉体一起出卖给了诗歌，我们自此永无宁日。我们常常看着自己死去的模样发呆。写莫名其妙的东西，干蠢事。总是因为写诗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无路可走。
这一晚，我是睁着眼睡着的。打更人点着锣声，来回了两趟（西递仍有打更的习俗），锣声在寂静的午夜悠悠震颤，象听得见的月亮。时间又回到二十年前。
桌上放着的不是电脑，而是油印的诗集、信件、报纸。坐在靠后的课桌上，发呆，想新句子，看你寄来的黑白照片，抄借来的诗集。每天下午则继续逃课，去县上唯一的图书馆看书，或干脆找个僻静的地方，仰面朝天，什么也不干。那时我经常去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学校西边的山头，有一大片野蔷薇，站到山头就能看到农田。另一处是长江岔出来的一条小河，某处有一个很小的老电站，被炸了，杂草丛生，当地人叫它鬼城，少年时的许多诗歌就来源于此。
高考完的暑假，我在师专美术补习班正在画水粉，后门有人叫我，这就是左靖，来的好突然。我们从未谋面，他一下子就把我从一群人中认出。我放下画笔，就和他上了路。从师专一路坐车回了巢湖，我陪他一起去他外公家拿行李。中午左靖才到，放下包就去找我，下午回来，拿着包裹就要走，一顿饭也没吃，他外公很难过，我们默默地离开了他外公家。
肚子很饿，于是我们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找一个小饭店坐下，不是吃饭时间，没有其他人，我们要了一笼小笼，左靖说，好象肉有点臭。胡乱吃了几口就赶去搭去南京的最后一班车。后来，左靖上安庆师院，我从芜湖去看他，他回老家了，等了两天才见到，天色已晚，我们找了个小酒馆，但位置却是靠楼梯转角的，服务员不停地上上下下，似乎有一些灰尘从楼板上掉下，菜不知点了什么，酒喝了不少。好象我注定就跟左靖没吃上一顿好饭，有优雅的环境，优雅的音乐。喝好酒，我们又回到空荡的大马路，坐在中央隔断的铁栅栏上，我拿出我舅舅从台湾带回的宝岛，教左靖抽烟……没想到再次见到他却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车子终于驶过了伟大的南京长江大桥，抵达南京。从新街口下车，沿汉中路，我们一路问中医学院在哪里，路人均说就在前头，但每一个到达的地方，都不对，是中医学院，但抬头不对，原来这条街上有许多中医类的学院，后来才知道我们走了大约有四、五站。天黑了很久，夏天，身上的汗已经变成了胶，粘住了身体。奔波了一天，肚子也已不知饿了，没有水喝，好象那个年代矿泉水没有如此普遍。终于找到了目的地，再找吴刚，看门人说不在，所有人都不在。刚点燃的火又熄灭了。
我们守在门口，逢人就问，你见没见到吴刚，你认不认识吴刚，他去哪里了。其实我们也没见过他。左靖到校门口的对面买了一只西瓜，并且把它一拳击碎，我们蹲在马路边吃西瓜，过路的人看着我们，我从未如此狼狈，如此吃相。左靖讪讪笑道，他也是第一次尝试，一拳击碎一只西瓜。
大约在夜里12点前，有几条黑影蹿进了大门，左靖冲着黑影们胡叫名字，居然有人答应了。终于我们洗上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放浪着我们单薄的形骸”，“在偷来的草地上”谈诗，听音乐，弹吉他，吵架，胡乱跑上一圈，我们是一群赤裸的鱼，每天不断有新的诗友从远方赶来。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三天三夜没有人好好的合过眼。
我和李嵘（上海）住一个房间，熄灯后，我们又在蚊帐里点上蜡烛，烛火印着我们青春美丽的身影。后来李嵘去了澳洲，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欧宁是唯一一个穿白色萝卜裤的家伙，当时内地流行细裤，每个人的腿都被捆扎得紧紧的，细细的，而他穿着南方人的宽松，白裤子黑眼镜，这就是那位从南方打马过来的好汉。他送给我一叠有香港三联书店抬头的信笺，粉红色的，我很喜欢。还有一只黑色的领结，当时，很少见打领带的，更不要说领结。叶宁送我一把象牙色的折扇，他把扇子倒过来，倒着写“寒玉”二字，这样字写出的就很象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当时我们中很流行）。我自己的扇子似乎略显多余，我又把它送给了刚刚到的吉春。没想到再次见到欧宁却已是2003年，时间已过了十六载，没有相约，我们在上海茂名路的“布鲁斯与爵士”酒吧不期而遇。人生常常就是这样，总是有再见的机会。
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大家互相拥抱，手拉手，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向叶宁索要照片，他都回答含糊。直到若干年后他才道出秘密，原因是没有钱买胶卷，跟大家说又怕丢面子，原来都是空拍！虽然遗憾，但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底片上，都会印下这一页，即便它已模糊、遥远。
最后一个见到的是徐润，在我离开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但有满天的星光。
该是说再见的时刻，蜡烛被一只一只吹灭，叶宁象一个穿长衫的天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他送过，都去过他家吃过他妈妈烧的饭菜。那个年轻的有着明亮眼睛的妈妈，她不厌其烦地接待着我们这些诗歌兄弟，今天，我一定要特别提到她。
好象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什么也没留下。因为我的不辞而别，母亲和父亲早在巢湖把我找得天翻地覆，回家后我被关了禁闭，我母亲开始检查我的一切来信，撕掉一切和诗有关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喉咙，我和我的诗歌就这样一起被现实埋葬。
接下来我离家在一所补习学校，白天补习文化课，晚上画画，那些日子是漫长的。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早晨，上学的路上穿过一条老街，两只被缚的羊丢在石板上，阳光清冷地照着它们，有一双浑浊的眼睛，充满了悲哀和无望，让我一路不忍回头，就这样一直走，在寒冷的初冬，枯草连片和心连在一起。突然，一朵、两朵极淡极淡的牵牛花还在墙边兀自开放，那么柔软，它穿着唯一的夏天的衣裳，无比精致，无比淡雅。
1990年我考上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从此离开了故乡。后来才得知，在这其间，左靖、葛亚平、叶宁因为失去和我的联络，去和县找我，居然找到我家，一无所获。当晚他们住下，2元钱一张通铺，他们还到唯一一家电影院，买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看了一场电影，什么内容不晓得，纯粹是消磨时间。出了电影院再看票，原来是第二天的，明天还可以再看一场。我知道，在这其间，还有许多朋友用不同方式找过我。
如今，我知道，你们都在，过得很好。每一个晴朗的晚上，星星，会找到我们的烟斗。
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因为诗歌我与左靖的中学老师郑小光走在了一起。就是那个写《左靖传》，用一块肥肉和一壶酒就把幼小的左靖干倒的家伙。《左靖传》写得是左靖，也是他自己，也是那一个时代的那一群人。左靖的母亲经常用仇恨的眼睛盯住这个毁掉他儿子的人。在旌德——他们所谓的“阿尔”，这群人天天一起喝酒、写诗、踢足球、打架。
今天，当一切都洗尽铅华，诗歌的明月高挂在天，我离开了我的上海，和小光在西递这个古老的小镇重新安了家。我们的居所是一处有400年历史的明代建筑，我们化了整整两年时间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解读了它。它是朴素的，本色的，充满了乡村和怀旧的气氛，我们把它做成艺术会馆，是一个让好玩的人能聚在一起的地方。
文至结尾，此时我的小镇，一场豪雨正在进行。急走的暴雨象一条快鞭，赶走所有行人和纷乱，茫茫的世界又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忽然，又象回到了20年前，我祈求上帝，让雨下得更大、更大、更大些，让曾经照亮并带走我们的闪电再次降临吧——
2006-6-15
就要忘却的记忆
左靖
我们如约出生在1960年代末，当我们长成稚拙的少年时，正赶上新思潮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的启蒙浪潮从城市向每一个乡村蔓延。那是一个迷狂的时代，我们第一次有了鲜活的意识，并奉献出了自己最初的诗歌。那或许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莫名的集体疯狂。正如惠特曼曾写道：
呵，自我，呵，生命／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地出现／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城市充斥着愚昧／呵，自我，呵，生命／答案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生命和个体存在／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因为你可以奉献一首诗
那时，我们是中学生。我们过于早熟，又过于年轻，我们全凭感性生活，“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在一切未知的领域，我们喷发着最初的才情。我们的朋友遍布天南地北，收信与回信使每天都成为节日。蜡纸、钢板、油印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诗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第一次醉酒、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流浪、第一次发表……《忘了》、《怎样》、《一点》，是我们诗刊的名字。
那时，叶宁在来信中说，南方有位好汉打马过来了，他叫欧宁。
在《由于我年仅二十》中，他写道：由于高度近视，加上暮色苍茫／我找不回掉落草丛的绿色飘带／由于过分柔弱过分胆怯的手／我扣不上所有亟待扣上的衣扣／由于走廊尽头突然响起的关门声／我给亲爱的人的吻变成了一片震落的花瓣／由于我青春虚荣，初学打扮／我需要所有女性的赞扬／需要她们稠密的掌声……
欧宁是我们当中极少数保留了那个年代痕迹的人，对他而言，理想主义从未泯灭。他把他从前的才气带到了今天，在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敏锐度，他从事的与艺术有关的各种活动正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在巢湖师专的美术教室里，我从一群人中一眼就认出了寒玉，这个颇具波西米亚气质的女子立刻扔下手中的画笔，和我来到了陌生的南京。
在空军气象学院叶宁的家里，陆续到来了湖北的徐润、河北的吉春，还有上海的李嵘，我们放浪着单薄的形骸，喝得酩酊大醉，耳边德彪西《牧神的午后》、黑暗中瞿小松的《MongDong》，叶宁欠身躺在我的左边，低沉的嗓音在房间弥漫：
这些美丽的花朵／曾在阳光下摇荡／在花园的微风中摇荡／风啊，在风的手旁摇荡……
后来，叶宁写道：那年夏天／朋友们是左靖带来的／玄武湖是门票买来的／小船是租来的／钱是借来的／汉中路的别墅和草坪是吴刚偷来的／我看的诗是欧宁编出来的／我们好几个人的爱情／是在街上拣来的／有一天晚上／吴刚在雕塑下小便／左靖在旁边弹吉他／那年夏天的这一刻／我至今仍在回想／夜里只有哗哗的水声／和优雅的琴声……如今，警察的职业已彻底改变了当初的那个俊秀的诗人叶宁，我愿意把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1980年代。
1988年初夏，我几经转车来到苏南的一个农村，晨雾蔼蔼中，我和葛亚平在一条小河边的方桌上编选着我们的诗集。这个当年的梦想是当拖拉机手的忧郁诗人，不久只身南下北上，历经艰辛，开创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如今，作为一个深具眼力的文化商人，他利用并不充裕的资金，把自己从前对诗歌的激情投入到推动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进程之中。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我们的生活惟有诗歌，由于荒废了太多的学业，我们大都没能考上大学或是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离开了中学校园，走向了不可预知的陌生之所。地址的变更，刊物的停办，维系着我们的纽带骤然断裂。在失去了绝大部分朋友的讯息的同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诗歌。如果硬要找理由，这一切似乎可以归结为我们曾过于早熟，因而过于脆弱。我们既没能赶上曲折坎坷的年代，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写作资源；又未能在1990年代急剧世俗化的消费社会里及时调整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丧失了最初的敏感，丧失了坚持写作的理想。
我想，我们的写作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青春期写作，它随着青春期的消逝而消逝。现在看来，它们只能成为我们对一段最初生命体验的纪念。
如今，放眼各种诗歌的选集，几乎都找不到我们的身影，我们被诗歌遗忘，成为全军覆没的一代。我无意也无法为我们这一代人找出不再写作的理由，我更愿意把诗歌理解成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曾如此自然地贴近过它，又如此迅速地远离了它，犹如一场春梦，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从少年成为青年的那一瞬。
湖南的马萧萧，四川的周劲松，吉林的赵立群，辽宁的李作明，黑龙江的姜红伟、李长风、他他，浙江的夏季风、夏雨清，湖北的陈岩、邱华栋，广东的赵红尘，海南的蒲以强，山东的徐君、岩鹰，上海的朱维峰、瞿华，福建的江熙、林菁菁，内蒙古的半岛，河北的苏婷，江苏的南岛、季玉群、徐玉昆、景旭峰、北极、郁舟……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这是在当时被热爱诗歌的少男少女们熟记的名字。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未曾谋面，但我们都曾默念过彼此的名字。时隔十余年，也许有些人已变得面目全非，有些人已彼此忘却。我空洞的头脑也无法一一记全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照片上的面孔。还有曾经热情关注着我们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春笋报》、《中学生学习报》、《中学生文学》……
我们中有的人当了编辑、教师，有的成为小说家、画家，有的混迹于娱乐圈，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出国，有的下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曾经相遇，曾经被“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所照亮。那是最值得缅怀的时代，是我们感觉身无枷锁的短暂一瞬。诗歌是我们存在的惟一的感性形式，它让我们知道自己尚存一息。眼下，我们散落于这个在现实中超现实的国度的不同角落，如同一只只佝偻着身躯的蝼蚁，各自过着自己的哀乐中年，但来自诗歌的慰藉却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感谢诗歌，感谢因诗歌带来的我们终身的友情与几乎就要忘却的记忆。
Marc Auge,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Howe,Verso,1995
10月4日，我带上几件简单的衣物并揣着一本Marc Auge的书上了去合肥的飞机。左靖已经在那边等着我，我们准备一起去皖南，去他的家乡旌德，那里保存着我们少年时代的通信和诗歌刊物；我们还要去黟县的西递，因为以前的诗友寒玉和郑小光在那定居。
Marc Auge的书开篇用小说般的语言，写了一个叫Pierre Dupont的人在周日驾车从高速公路到巴黎戴高乐机场乘机的过程。从进入停车场泊车，换登机牌，到免税店购物，浏览机场杂志，进入机舱，到带上耳机听着音乐准备起飞，所有细节无一遗漏。这篇描述性的前言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感性的印象，以便进一步理解书中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个概念——Non-Places。
这是一本小书，书名叫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除前言与后记外，共分三个章节：The Near and the Elsewhere(近处与他方)；Anthropological Place（人类学场所）；From Places to Non-Places（从场所到非场所）。在飞机上读完前言后，再往下我的英文就显得吃力了。我对自己说，还是等中文译本吧。关于Non-Places，我大致知道它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越来越相似的地方，一种为了达致标准化、高速度和高效率而把人的直接交往抽离出来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虽然有巨量的人群流动，但却无法承载人们的情感表达，亦无法凝聚人们的记忆。机场就是这样的场所。
洛杉矶国际机场Check-in大厅，2005
停机坪上的客机，洛杉矶国际机场，2005
有一次在去墨西哥经洛杉矶转机时，我写道：“停机坪上的巨大客机像一条孤独沉默的鲸鱼。躺在候机室地板上充电的旅人都带着电脑。它是今天旅行必备的数码行李箱，所有的娱乐和工作都被压缩打包。机场上人来人往，人们不是奔赴家乡，而是去一连串的陌生地址。他们的生活只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而另一次准备飞往多伦多前，我感到：“我厌倦了旅行生活，特别讨厌机场。人们总是以为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采购到一个城市的精华，而所有机场都在销售一种打包起来的城市符号——所谓土特产，或者用免税来刺激人们爱占小便宜的恶习。Buy然后Bye，这是最无情的消费，我发誓绝不在机场购物。”除了机场，所有的现代化城市中都存在着大量的Non-Places。这次动身去皖南农村，是不一样的旅行，是为了逃离Non-Places，去找寻情感和记忆之地——Marc Auge所说的Places。
合肥的新兴房地产。
左靖让我住进了合肥最好的希尔顿酒店。不幸的是，从我房间望出去的城市是个典型的Non-Place。毫无识别性可言的流行房地产把城市空间挤得满满的，形成沉闷无趣的天际线。第二天我们就上路，离开了这座被流行病殃及的省城。汽车在新修好的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高速公路上飞奔，沿途的村野，很快也会被现代化的浪花打湿。穿过许多的隧道，跨越许多山，进入旌德县境内，在一家路边农家菜馆用过午餐后，我们先到了江村。
左靖和我在离江村十公里左右的一家路边餐馆。
江村建于隋末唐初，是一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像所有皖南农村一样，村前设水口（风水命脉集聚之处，以庙宇或亭子等建筑物为锁镇），蓄水塘，村内街贯巷连，民宅粉墙黛瓦，牌坊宗祠巍峨高耸，环村溪流清可见底。它自从被考证为江泽民的祖居地并经过江的到访和首肯之后，声名大震，现在已从一个自然村落变成一个独立的旅游公司，设关卡收门票（每人48元），并有导游进行讲解。这打破了访客们对乡村的淳朴想象，让它的亲和力大打折扣。这种仅仰仗门票收入的旅游开发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比起村庄的自然凋敝，这更加令人痛心。在皖南，稍有知名度的村落莫不如是。
江村牌坊。立牌坊要经过朝廷恩准，它是帝国时代乡村社会与权力中央的一种微弱的精神联系。
明孝子江文昌公祠，用来树立道德典范。这是我最喜欢的门墙，简朴大气，不事修饰。
江氏总祠。人们在此认祖归宗，议论村政，是乡村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江氏总祠的木雕，最值得自豪的徽州民间艺术之一。
江氏分祠的院落，是我最喜欢的院落之一。
江氏分祠的文革标语层层叠叠。
江氏宗祠的毛语录。据说江泽民视察这里时曾说，毛主席说的没错，但人们把它理解错了。
文革遗迹。
就像库哈斯说的，历史保护要把时限提前，社会主义时期的遗物也要列入保护范畴。
1927年的安徽省代省长江绍杰在江村的黯然别墅，也覆盖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字迹。
寻常的农家院落，不成景观，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农民盖新房仍然保留五叠式马头墙——所谓“五岳朝天”，徽派民居的标志。
夜宿旌德，一个左靖在此度过童年时代、人口只有3万左右的县城。左靖有四个中学同学前来会面，自1988年毕业后每年他们五人都在一起拍一张合影，至今已拍了19张。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成长老去倒也有趣。次日左靖从家中找到三箱书信和旧物，他决定带在路上，到寒玉、郑小光家中再拆读，然后带回北京。他给我看1987年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字迹狂放有力，那种稚嫩激昂的少年心气令今天的我不忍卒读。中午后我们上路去绩溪县的上庄(胡适的家乡)和龙川(胡锦涛的祖居)。
上庄的胡适故居。参观门票18元。
胡适故居前厅。
胡适故居的瓦当。
胡适文物馆。这是胡适带给他的乡党后人的活路之一。
今日上庄村民。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第一句便说“我是安徽徽州人”，他在绩溪上庄度过童年，在这里迎娶旌德江村的江冬秀为妻直至终老，与朱熹、戴震等前辈大学者共享一个徽州故乡，对此他深以为豪。唐德刚在译注中笑他“夫子自道”，“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因为那时的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唐认为“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是的，在尘嚣日上的大都市中，这种乡土血脉与宗族体统早已分崩离析，却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皖南农村，在青山绿水的保育下幸存下来。今天所有徽州乡村的宗祠和族谱均保存完好，这简直是奇迹。胡适故居空间迫狭，却拥有一个极开扬的院落，虽不是大户人家，日子肯定也过得挺殷实的。他晚年常用绩溪方言读诗。想不到一个新文化的闯将，竟是如此念旧的人。
胡锦涛的祖居地龙川。
山水秀丽，果然是风水宝地。
龙川胡氏宗祠。
胡氏宗祠的门神。
龙川的牌坊。
远望胡宗宪尚书府。
胡宗宪尚书府花园。
胡宗宪尚书府家井。井中有井，半月环抱，隐含一个胡字的造型。
离上庄不远的龙川被当地旅游公司宣传为“伟人故里，和谐之源”，门票比江村贵10元，除山水秀丽外，可看的东西不多。而明代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胡宗宪的旧宅因由另一个公司修葺经营，则要另收门票。胡宗宪尚书府有四百余年历史，占地3000多平方米，远望低调寻常，内里大有乾坤。沿着重门叠户，细巷回廊，渐次通达戏台、花园、家井、厨房、官厅、善堂、医馆、蒙童馆、佛堂、绣楼、轿亭甚至还有土地庙，虽是私宅，却等同于今天各种设施例如学校、电影院、教堂、停车场、公园绿地、餐厅、医院等全部齐备的一个小型社区，在设计上对小尺度的匠心独运令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难怪它超越所有其他望族，被尊为“徽州第一家”。
写到这里我一直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可恶的门票(与票价多少无关)和导游令我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旅游(Tourism)语境。我厌倦了世界各地相似的城市风景，但我想要寻访的乡土中国——我想象中的Places却是如此这般。入夜，汽车渐渐开入黟县境内，西递就在光亮的远处。我们多年不见的朋友会用什么来迎接我们呢?他们会为我们掀开什么样的记忆?这次，我们又会一起缔造什么样的记忆?
三个安徽人：左靖，寒玉和郑小光。
寒玉和左靖都是我中学时代互相通信的诗友，1987年我们在南京的聚会中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和左靖的联络频密一些，与寒玉再见则是2003年的事，那时她生活工作在上海，我们在崔健的一次演出中重逢。郑小光是左靖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一位诗人，现在与寒玉一起生活在西递，他们在村内买了一幢明代民宅，花了两年的时间修葺打理，开始时只是自用，后因访者日众，遂改为会馆，但并不挂牌营业，只接受限量预约。当天晚上的客人除了左靖、我以及同行的合肥摄影师谢泽、郑电夫妇加他们的小女儿谢安迪，还有应约星夜从广州赶来的女画家林菁菁——她也是我们中学时代的诗友之一。寒玉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房间和丰盛的晚餐，然后在她家后院那个声名远播的“猪栏酒吧”——确实由猪栏改建而成，吃着著名的黄山甜品“红纸包”，喝着浓茶，闲谈叙旧直至深夜。
整个村庄像个沉睡的婴儿，听不到半点声音。我们的头顶出现满天的星光，习习凉风把村野的气息送来，令人仿如处身另一个朝代。最迷人的是，西递还保留着打更报时的旧俗，这夜半更声像一种神秘的牵引，加深了我们的时空错乱。我开始想象那更夫的相貌、年龄、衣着，他行走的速度、槌击的轻重，他的家庭生活还有内心世界。自从人类发明了钟表后，我们再难见到走街串巷的打更人。现代生活为了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社会效率，总是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机器和设备为我们代劳，于是银行柜员机、自动贩卖机开始大量出现在公共场所，你提款和买饮料时再见不到柜台后的笑脸，听不到小卖部那个风姿绰约的老板娘的笑声，你只要插入银行卡或投入硬币，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在每个城市的地铁站，人们行色匆匆，互不相识，如果稍事停留，也只是为了给交通卡充值，或到柜员机取现金，要不就是从自动贩卖机那里买包香烟——他们站在这些机器前面，按这些机器的指示行事。对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Non-Space的景观。
在西递，我不仅找到少年时代沉迷文学的个人记忆，也找到了一种更久远的农耕生活的记忆。在寒玉和郑小光的宅第门前，贴着一副有趣的对联：“日理家务夜读书，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写照。他们不仅仅是修复了一幢徽州旧宅让人观赏，还放下了许多以前的抱负和事业，住在这里，开始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样，这幢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屋才开始重新焕发它的新生。尽管这老屋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和西递的其它一百多幢老屋一起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但如果任由它空置或只是收门票供人参观，那最多只能延迟它物理性的衰败，而无法重现它过去曾有的生机；只有在这物理空间中重新置入人的生活，并明确产权归属，让修葺和呵护它变成产权人的自觉，这才是对它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两位诗人最初对于乡居生活的浪漫冲动，最后竟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对旧民居进行历史保护的方式——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退隐，而是向前拓展了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
寒玉郑小光宅的天井。适逢雨天，雨水从高墙漂入，正好体现徽派民居“四水归堂”的设计。
厅堂。住客可在此享用家常菜。
二楼公用书房。有大量住过的客人留下的书籍，可用宽带上网。
二楼公用书房的楹联（上）：与人相见以识。
二楼公用书房的楹联（下）：造物所忌者巧。
二楼公用书房的窗扇。
二楼主卧。徽州人相信“暗室生财”，所以此地民居多采光不够。寒玉小光加开天窗，增加室内采光，使之更符合今天的生活习惯。
从二楼客房洗手间望出去的西递村景
三楼观景台。在此近看鳞瓦青山，远望晨昏日暮，把酒沉思发呆，人生一大乐事也。
后院。猪栏酒吧的所在地。
如果没有寒玉和郑小光，西递给我的印象不会比江村、上庄或龙川更好，而只会更差，因为它和宏村是徽州两个最著名的村庄，门票也最高，都是80元一张。这两处的旅游模式都让人生厌，充满了恶俗趣味和势利色彩。而碧山是我们此行感觉最好的村庄，因为它还处在原始状态，未被拙劣的旅游开发污染。寒玉和郑小光在碧山又买下了另一幢老宅，比西递的更大，占地两亩，他们正忙于修葺与改建，几乎天天要与徽州的老师傅们商量施工。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卫生院，背倚青山，占地约六亩，后院草木葱茏，还有数株古树。还有一个空置的敬老院，是那种苏式礼堂的建筑样式。如果这些用来做艺术家驻村计划、乡村建筑工作室或有机农业实验基地，都会很有意思。徽州农村应吸引更多人下乡融入当地生活，参与当地建设，才能实现它的全面复兴，而不只是单一发展旅游业。
西递村口。
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西递风景。
西递的石窗。
西递一户人家。
节孝，徽州人所恪守的其中两个道德准则。
中国行政权力的末梢——西递镇政府所悬挂的国徽。
宏村。《卧虎藏龙》曾在此拍摄。
宏村承志堂的门牌。
宏村承志堂的“美人靠”(飞来椅)。
宏村承志堂的木雕
碧山，寒玉和郑小光所购老宅院落里的文革绘画。
农民画的赶英超美大跃进。
碧山，寒玉和郑小光所购老宅正在施工。
碧山卫生院。
碧山卫生院的古树。
碧山敬老院。
在西递的日子，我们最享受的还是在旧宅中读信，或朗诵我们过去的诗篇。左靖从旌德带来的三箱旧物展开在地板上，寒玉的收藏也参与其中，我们各自找寻自己十多年前的笔迹，那些天真无忌、张狂放肆的旧日言辞常被恶作剧地大声念出来，令我们面红耳赤、心跳不已。我们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渡过了我们的青春期，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最好的黄金岁月之一，我们深深缅怀那个时代的精神饥渴，还有那时的情窦初开。今天这种跨越了不同人生际遇的重聚令我们感慨万千，时而欢声笑语，时而心有戚戚，不管怎样，都令我们深感它的来之不易。在西递，陶醉的感觉令我豁然明白，Marc Auge所谓的Places，重要的并不在于城市或乡村，西方或东方，全球或本土，而在于人——有丰富情感、顺乎人性、敬畏生命、珍视记忆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和空间创造出自己的Places！
一地旧信和诗稿。
寒玉1987年发给左靖的电报。
左靖以旌德中学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一点诗社”成员名单。当时他才16岁，被他的老师郑小光视为神童。
左起：我，林菁菁，寒玉，左靖。
附寒玉、左靖忆旧文章两篇：
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
寒玉
生命里有许多可以永恒的东西，所以才不会苍老，因为我们身上的血液是无法叫它冷却的。可是生活总是在痛，让你不得不叫，不得不沉默，不得不随时想着放弃，可又不能放弃。
在那个纯粹的时代，我们无时不为诗歌而沉重，每每难以释怀。年轻的生命屡屡被感动、被挣扎、被充盈、被膨胀、被惊讶、被震撼！我们的胴体曾经是那般坦白、那般通透、那般的情难自禁。
人到中年，也就象早上剩余的光线，越来越淡，越来越白，各做着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忙，来不及回味，甚至没有了言语。而那一道诗歌的闪电曾经是怎样击中我们并转瞬把我们带走？！
他把黑压压的天空照亮，把八十年代的这一群人，带离了烦俗的世界，带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进入另一个故事。他击中了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稚嫩的心一路狂奔。
八十年代诗歌的岁月，我们把灵魂连同肉体一起出卖给了诗歌，我们自此永无宁日。我们常常看着自己死去的模样发呆。写莫名其妙的东西，干蠢事。总是因为写诗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无路可走。
这一晚，我是睁着眼睡着的。打更人点着锣声，来回了两趟（西递仍有打更的习俗），锣声在寂静的午夜悠悠震颤，象听得见的月亮。时间又回到二十年前。
桌上放着的不是电脑，而是油印的诗集、信件、报纸。坐在靠后的课桌上，发呆，想新句子，看你寄来的黑白照片，抄借来的诗集。每天下午则继续逃课，去县上唯一的图书馆看书，或干脆找个僻静的地方，仰面朝天，什么也不干。那时我经常去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学校西边的山头，有一大片野蔷薇，站到山头就能看到农田。另一处是长江岔出来的一条小河，某处有一个很小的老电站，被炸了，杂草丛生，当地人叫它鬼城，少年时的许多诗歌就来源于此。
高考完的暑假，我在师专美术补习班正在画水粉，后门有人叫我，这就是左靖，来的好突然。我们从未谋面，他一下子就把我从一群人中认出。我放下画笔，就和他上了路。从师专一路坐车回了巢湖，我陪他一起去他外公家拿行李。中午左靖才到，放下包就去找我，下午回来，拿着包裹就要走，一顿饭也没吃，他外公很难过，我们默默地离开了他外公家。
肚子很饿，于是我们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找一个小饭店坐下，不是吃饭时间，没有其他人，我们要了一笼小笼，左靖说，好象肉有点臭。胡乱吃了几口就赶去搭去南京的最后一班车。后来，左靖上安庆师院，我从芜湖去看他，他回老家了，等了两天才见到，天色已晚，我们找了个小酒馆，但位置却是靠楼梯转角的，服务员不停地上上下下，似乎有一些灰尘从楼板上掉下，菜不知点了什么，酒喝了不少。好象我注定就跟左靖没吃上一顿好饭，有优雅的环境，优雅的音乐。喝好酒，我们又回到空荡的大马路，坐在中央隔断的铁栅栏上，我拿出我舅舅从台湾带回的宝岛，教左靖抽烟……没想到再次见到他却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车子终于驶过了伟大的南京长江大桥，抵达南京。从新街口下车，沿汉中路，我们一路问中医学院在哪里，路人均说就在前头，但每一个到达的地方，都不对，是中医学院，但抬头不对，原来这条街上有许多中医类的学院，后来才知道我们走了大约有四、五站。天黑了很久，夏天，身上的汗已经变成了胶，粘住了身体。奔波了一天，肚子也已不知饿了，没有水喝，好象那个年代矿泉水没有如此普遍。终于找到了目的地，再找吴刚，看门人说不在，所有人都不在。刚点燃的火又熄灭了。
我们守在门口，逢人就问，你见没见到吴刚，你认不认识吴刚，他去哪里了。其实我们也没见过他。左靖到校门口的对面买了一只西瓜，并且把它一拳击碎，我们蹲在马路边吃西瓜，过路的人看着我们，我从未如此狼狈，如此吃相。左靖讪讪笑道，他也是第一次尝试，一拳击碎一只西瓜。
大约在夜里12点前，有几条黑影蹿进了大门，左靖冲着黑影们胡叫名字，居然有人答应了。终于我们洗上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放浪着我们单薄的形骸”，“在偷来的草地上”谈诗，听音乐，弹吉他，吵架，胡乱跑上一圈，我们是一群赤裸的鱼，每天不断有新的诗友从远方赶来。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三天三夜没有人好好的合过眼。
我和李嵘（上海）住一个房间，熄灯后，我们又在蚊帐里点上蜡烛，烛火印着我们青春美丽的身影。后来李嵘去了澳洲，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欧宁是唯一一个穿白色萝卜裤的家伙，当时内地流行细裤，每个人的腿都被捆扎得紧紧的，细细的，而他穿着南方人的宽松，白裤子黑眼镜，这就是那位从南方打马过来的好汉。他送给我一叠有香港三联书店抬头的信笺，粉红色的，我很喜欢。还有一只黑色的领结，当时，很少见打领带的，更不要说领结。叶宁送我一把象牙色的折扇，他把扇子倒过来，倒着写“寒玉”二字，这样字写出的就很象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当时我们中很流行）。我自己的扇子似乎略显多余，我又把它送给了刚刚到的吉春。没想到再次见到欧宁却已是2003年，时间已过了十六载，没有相约，我们在上海茂名路的“布鲁斯与爵士”酒吧不期而遇。人生常常就是这样，总是有再见的机会。
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大家互相拥抱，手拉手，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向叶宁索要照片，他都回答含糊。直到若干年后他才道出秘密，原因是没有钱买胶卷，跟大家说又怕丢面子，原来都是空拍！虽然遗憾，但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底片上，都会印下这一页，即便它已模糊、遥远。
最后一个见到的是徐润，在我离开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但有满天的星光。
该是说再见的时刻，蜡烛被一只一只吹灭，叶宁象一个穿长衫的天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他送过，都去过他家吃过他妈妈烧的饭菜。那个年轻的有着明亮眼睛的妈妈，她不厌其烦地接待着我们这些诗歌兄弟，今天，我一定要特别提到她。
好象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什么也没留下。因为我的不辞而别，母亲和父亲早在巢湖把我找得天翻地覆，回家后我被关了禁闭，我母亲开始检查我的一切来信，撕掉一切和诗有关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喉咙，我和我的诗歌就这样一起被现实埋葬。
接下来我离家在一所补习学校，白天补习文化课，晚上画画，那些日子是漫长的。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早晨，上学的路上穿过一条老街，两只被缚的羊丢在石板上，阳光清冷地照着它们，有一双浑浊的眼睛，充满了悲哀和无望，让我一路不忍回头，就这样一直走，在寒冷的初冬，枯草连片和心连在一起。突然，一朵、两朵极淡极淡的牵牛花还在墙边兀自开放，那么柔软，它穿着唯一的夏天的衣裳，无比精致，无比淡雅。
1990年我考上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从此离开了故乡。后来才得知，在这其间，左靖、葛亚平、叶宁因为失去和我的联络，去和县找我，居然找到我家，一无所获。当晚他们住下，2元钱一张通铺，他们还到唯一一家电影院，买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看了一场电影，什么内容不晓得，纯粹是消磨时间。出了电影院再看票，原来是第二天的，明天还可以再看一场。我知道，在这其间，还有许多朋友用不同方式找过我。
如今，我知道，你们都在，过得很好。每一个晴朗的晚上，星星，会找到我们的烟斗。
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因为诗歌我与左靖的中学老师郑小光走在了一起。就是那个写《左靖传》，用一块肥肉和一壶酒就把幼小的左靖干倒的家伙。《左靖传》写得是左靖，也是他自己，也是那一个时代的那一群人。左靖的母亲经常用仇恨的眼睛盯住这个毁掉他儿子的人。在旌德——他们所谓的“阿尔”，这群人天天一起喝酒、写诗、踢足球、打架。
今天，当一切都洗尽铅华，诗歌的明月高挂在天，我离开了我的上海，和小光在西递这个古老的小镇重新安了家。我们的居所是一处有400年历史的明代建筑，我们化了整整两年时间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解读了它。它是朴素的，本色的，充满了乡村和怀旧的气氛，我们把它做成艺术会馆，是一个让好玩的人能聚在一起的地方。
文至结尾，此时我的小镇，一场豪雨正在进行。急走的暴雨象一条快鞭，赶走所有行人和纷乱，茫茫的世界又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忽然，又象回到了20年前，我祈求上帝，让雨下得更大、更大、更大些，让曾经照亮并带走我们的闪电再次降临吧——
2006-6-15
就要忘却的记忆
左靖
我们如约出生在1960年代末，当我们长成稚拙的少年时，正赶上新思潮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的启蒙浪潮从城市向每一个乡村蔓延。那是一个迷狂的时代，我们第一次有了鲜活的意识，并奉献出了自己最初的诗歌。那或许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莫名的集体疯狂。正如惠特曼曾写道：
呵，自我，呵，生命／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地出现／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城市充斥着愚昧／呵，自我，呵，生命／答案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生命和个体存在／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因为你可以奉献一首诗
那时，我们是中学生。我们过于早熟，又过于年轻，我们全凭感性生活，“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在一切未知的领域，我们喷发着最初的才情。我们的朋友遍布天南地北，收信与回信使每天都成为节日。蜡纸、钢板、油印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诗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第一次醉酒、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流浪、第一次发表……《忘了》、《怎样》、《一点》，是我们诗刊的名字。
那时，叶宁在来信中说，南方有位好汉打马过来了，他叫欧宁。
在《由于我年仅二十》中，他写道：由于高度近视，加上暮色苍茫／我找不回掉落草丛的绿色飘带／由于过分柔弱过分胆怯的手／我扣不上所有亟待扣上的衣扣／由于走廊尽头突然响起的关门声／我给亲爱的人的吻变成了一片震落的花瓣／由于我青春虚荣，初学打扮／我需要所有女性的赞扬／需要她们稠密的掌声……
欧宁是我们当中极少数保留了那个年代痕迹的人，对他而言，理想主义从未泯灭。他把他从前的才气带到了今天，在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敏锐度，他从事的与艺术有关的各种活动正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在巢湖师专的美术教室里，我从一群人中一眼就认出了寒玉，这个颇具波西米亚气质的女子立刻扔下手中的画笔，和我来到了陌生的南京。
在空军气象学院叶宁的家里，陆续到来了湖北的徐润、河北的吉春，还有上海的李嵘，我们放浪着单薄的形骸，喝得酩酊大醉，耳边德彪西《牧神的午后》、黑暗中瞿小松的《MongDong》，叶宁欠身躺在我的左边，低沉的嗓音在房间弥漫：
这些美丽的花朵／曾在阳光下摇荡／在花园的微风中摇荡／风啊，在风的手旁摇荡……
后来，叶宁写道：那年夏天／朋友们是左靖带来的／玄武湖是门票买来的／小船是租来的／钱是借来的／汉中路的别墅和草坪是吴刚偷来的／我看的诗是欧宁编出来的／我们好几个人的爱情／是在街上拣来的／有一天晚上／吴刚在雕塑下小便／左靖在旁边弹吉他／那年夏天的这一刻／我至今仍在回想／夜里只有哗哗的水声／和优雅的琴声……如今，警察的职业已彻底改变了当初的那个俊秀的诗人叶宁，我愿意把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1980年代。
1988年初夏，我几经转车来到苏南的一个农村，晨雾蔼蔼中，我和葛亚平在一条小河边的方桌上编选着我们的诗集。这个当年的梦想是当拖拉机手的忧郁诗人，不久只身南下北上，历经艰辛，开创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如今，作为一个深具眼力的文化商人，他利用并不充裕的资金，把自己从前对诗歌的激情投入到推动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进程之中。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我们的生活惟有诗歌，由于荒废了太多的学业，我们大都没能考上大学或是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离开了中学校园，走向了不可预知的陌生之所。地址的变更，刊物的停办，维系着我们的纽带骤然断裂。在失去了绝大部分朋友的讯息的同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诗歌。如果硬要找理由，这一切似乎可以归结为我们曾过于早熟，因而过于脆弱。我们既没能赶上曲折坎坷的年代，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写作资源；又未能在1990年代急剧世俗化的消费社会里及时调整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丧失了最初的敏感，丧失了坚持写作的理想。
我想，我们的写作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青春期写作，它随着青春期的消逝而消逝。现在看来，它们只能成为我们对一段最初生命体验的纪念。
如今，放眼各种诗歌的选集，几乎都找不到我们的身影，我们被诗歌遗忘，成为全军覆没的一代。我无意也无法为我们这一代人找出不再写作的理由，我更愿意把诗歌理解成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曾如此自然地贴近过它，又如此迅速地远离了它，犹如一场春梦，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从少年成为青年的那一瞬。
湖南的马萧萧，四川的周劲松，吉林的赵立群，辽宁的李作明，黑龙江的姜红伟、李长风、他他，浙江的夏季风、夏雨清，湖北的陈岩、邱华栋，广东的赵红尘，海南的蒲以强，山东的徐君、岩鹰，上海的朱维峰、瞿华，福建的江熙、林菁菁，内蒙古的半岛，河北的苏婷，江苏的南岛、季玉群、徐玉昆、景旭峰、北极、郁舟……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这是在当时被热爱诗歌的少男少女们熟记的名字。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未曾谋面，但我们都曾默念过彼此的名字。时隔十余年，也许有些人已变得面目全非，有些人已彼此忘却。我空洞的头脑也无法一一记全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照片上的面孔。还有曾经热情关注着我们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春笋报》、《中学生学习报》、《中学生文学》……
我们中有的人当了编辑、教师，有的成为小说家、画家，有的混迹于娱乐圈，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出国，有的下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曾经相遇，曾经被“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所照亮。那是最值得缅怀的时代，是我们感觉身无枷锁的短暂一瞬。诗歌是我们存在的惟一的感性形式，它让我们知道自己尚存一息。眼下，我们散落于这个在现实中超现实的国度的不同角落，如同一只只佝偻着身躯的蝼蚁，各自过着自己的哀乐中年，但来自诗歌的慰藉却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感谢诗歌，感谢因诗歌带来的我们终身的友情与几乎就要忘却的记忆。
[最后修改由 OUNING, 于 2008-12-19 04: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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