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 MOBILIZATION

2009 Shenzhen &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 & Architecture

Adrian Hornsby


What the ‘City Mobilization’ theme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is mobilizing citizens. To date, China’s astonishing wave of urbanization has mobilized the mines and cement factories of the world, the mice of a thousand architects, and the labour of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workers. Least apparent however has been the voices of the new wave-borne urbanites. It’s a profound gap which is starting at last to receive some attention.

Post-Olympics China is now moving beyond naked awe at raw development, and is becoming more critical. There is a sense that too much architecture happen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has allowed itself to fall out of touch, and that it now needs to get over buildings, and engage with people. Most obviously in the Biennale, this surfaces as a lot of non-architecture. Almost half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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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歌剧院耗资14亿人民币，建成已数月，其中文名已改为广州大剧院，英文名本亦想改为Guangzhou Performance Art Center，但在Zaha Hadid建筑事务所的坚持下，仍沿用Guangzhou Opera House。去年曾参观它的工地，并邀请它参加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文学与建筑”项目。今天发现它的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建筑表面并没采用黑色哑光的石材，并且曲面接合非常粗糙。


剧院主入口。原设计中的“圆润双砾”之“大砾”，即主剧场。


“圆润双砾”之“小砾”，即多功能小剧场。



主剧场大堂。




主剧场观众引梯。


主剧场室内。


小剧场大堂。


小剧场室内，这应是中国目前最实验的小剧场了，没有固定舞台，座位隐藏在地下，可升降并可根据演出需要组合出不同的空间。


地下空间通往售票厅，全是斜柱子。


漂浮在水面上的“小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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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of Charles Bridge.


West of Charles Bridge.


Vltava River.


An art piece on Vltava River.


Lod Tajemstvi, a boat theatre.



Theatre performance by Hana Poislova and Kolouchuv Sen in Lod Tajemstvi.


Eva da Silva Melo(photographer and singer), Hana Poislova(poet) and her son, Nadia Rovderova(artist and curator), at Rovderova's home.


Róbert Gál talking John Zorn at the 20th Prague Writers' Festival, June 8, 2010.


Róbert Gál reading his book.


Radka Denemarková reading her book Money from Hitler at the 20th Prag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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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的松山机场到台东的丰年机场，飞行时间不过四十分钟，为何舒国治要把台东的都兰咖啡馆称为“台湾最远的咖啡馆”？为何林靖杰要把他在台东拍的电影命名为《最遥远的距离》？

今年5月17日，我从台北到达台东。虽然有吴音宁陪着，但第一眼见到那布时，我还是感到有点紧张。他盘着长发，肩上搭着条大毛巾，上身赤裸，古铜色皮肤，下面穿着一条花裤子，满口黑牙，嚼着槟榔，还叼着一根小草茎。我从未接触过台湾原住民，对他们的文化也毫无认识，紧张感来自陌生。但当他开口说话时，我便感觉亲切起来。他说的是标准的台湾国语，像我在台北经常见到的能言善道的激进知识分子那样，调侃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府都是伪政权，把我说成加引号的“祖国来客”。我喜欢他那幽默和具亲和力的谈吐，但有点痛恨自己对所熟悉的文化的依赖。和那布一起的是巴奈，他们同属布龙族，由于来前听过她的唱片，我的熟悉感便强一点儿。

那布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Message乐团的灵魂人物。他开车，在马路上逆行去找一家冬粉和米糕店吃晚饭。这种无视交通规则的豪迈劲儿令我很着迷，呵，这是一种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驰骋的风格，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在夜色中，他的车在台11号海岸公路上驶向都兰，巴奈开窗抽烟，路上他们还停下来在路边小店补充似乎必不可少的槟榔。然后就到了新东糖厂，那里有舒国治笔下的那间著名的咖啡馆。

巴奈说，忘掉舒国治吧。他们在咖啡馆门外空地的椅子上坐下，那里已经有几个熟人，其中有排湾族与鲁凯族的混血歌手达卡闹。这天晚上，由于台东刚开通到香港的航班，一群要报道此事的香港记者和博客作者在此游玩，咖啡馆组织了撒奇莱雅族的歌手哈尼来演出，他曾组过“咸猪肉”乐团，现正在竞选村民代表。我和吴音宁去吧台买了小米酒，仍回门外空地去坐。不断有认识的人加进来，他们能量惊人，不断在闲扯，斗嘴，说笑，酒喝得又快又多。咖啡馆内哈尼卖力嘶唱的声音不断传来，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像《阿里山的姑娘》和《友谊地久天长》等，那些香港客人听得热血沸腾，甚至跳起舞来，玩闹成一团。夜半，周围的民居渐渐沉静了下去，只有咖啡馆是最亮的，它的背后是废弃的新东糖厂和连绵的都兰山，它们无声地蛰伏着，任由时光流转。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蔡安智，她从台北搬到都兰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晒得黑黑的，跟原住民差不多。她曾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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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是根据吴音宁的《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一书（印刻2007年出版）改编而成，但看完全剧后，却与原书无甚关系。据钟乔说，他是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先组织演员和主创人员举办读书会，因为大家都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很难按照原书台湾农业史的脉络去演绎，于是便抛开原书去自由发展，反而是吴音宁给他们推荐的另一本读物《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及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之战》（Raj Patel著，中文版由高宝国际于2009年出版）倒成了剧本的主体。它虚构的故事主要反映了转基因农业对于生物专利（DNA property）的占有和对于种子交换的垄断，从而造成新一轮超越地理层面的殖民主义和亚洲农村破产的思想。

本剧选择在北京皮村的新工人剧场首演，这是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一个汇集了中国农民工自创的各种文艺和文献的著名空间，再加上北京这个新兴的亚洲大都会所凝聚的城乡冲突的背影，令我对这个剧作有一种对新式大众文艺的期待。但开演十分钟后，我被剧中人物文绉绉的知识分子腔调吓住了。也许是我对钟乔的无知，我第一次看他的剧作，并且甚少观看小剧场演出，一些在现场的台湾朋友似乎对小剧场的文艺腔已习以为常。和我同去的《南方周末》剧评人石岩事后短信我，说她也很怀疑这样的戏剧如何能跟普罗大众交流，它更像是知识分子的游戏。

与新工人剧场简陋的条件（像临时搭建的大篷，还漏雨）形成对比的是，这个剧作的某些人物造型和服装却带有一种都市的华丽作派。如果说转基因农业的科技气息导致了剧作的“钻石米”的概念设计（包括它的宣传海报表现米粒分子构成的高技风格），以及全剧充斥着的科技话语，这部以农村、农业和粮食为题材的剧作真的是很魔幻啊。因为读过吴音宁的书，对她那种大跨度的历史写作，饱含深情的土地意识以及个人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悲悯深有印象，对剧作的失望便更强烈。觉得不错的唯有几个演员的表演，以及对音响和音乐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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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e Magazine]

独立时代的回响
英国独立平面设计

本文应British Council之约，为“沟通：自六十年代起的英国平面设计展”而写，发表于《城市画报》2005年5月号。

欧宁

1962年，设计与美术指导协会（D&AD）在伦敦成立，标志着英国的商业设计开始走出美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英国设计在本土建立行业标准和权威的需要。1963年首届D&AD展览从4000多件入围作品中选出450件参展，吸引超过25000多个观众，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此后D&AD逐渐发展成全球最重要的设计和广告组织之一，它每年举办的展览和出版的年鉴成为众多商业设计师和广告人趋之若鹫的盛事。但是，就在D&AD隆重面世的同时，英国设计已经开始出现分流的现象。1963年11月29日，设计师Ken Garland在当代艺术学院（ICA）举办的工业设计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即兴起草了一篇短文要求在会上宣读，随后又征集了其他21位设计师的签名，在1964年自费印发了400份并在《卫报》和一些专业设计杂志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First Things First（《当务之急》）设计宣言。这份宣言反对设计师为琐碎繁杂的各种牟利产品浪费才智，倡导设计师为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自己的专业贡献，与D&AD的商业客户至上的原则可谓背道而驰。

Ken Garland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平面设计师，一直主张平面设计应介入社会事务，促进社会变革。他1962年开始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设计海报和游行标语，其设计风格简单直接，非常重视在街头的传播效果，常用醒目的大图案和粗字体来表达游行集会的政治诉求。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卷入其中，他们激进的涉世态度和对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孕育了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对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的尊崇。所谓独立，乃是指不依赖于任何政党和团体，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对所有问题的判断均经过自己的思考。作为设计师，需要摆脱的第一个束缚就是来自商业客户所代表的资本势力，因为在一个高速运转的市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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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画报》

本文发表于2002年10月19日出版的《周末画报》别册《读图癖》

欧宁

在1950年7月出版的《人民画报》创刊号封面上，毛泽东高大的身躯仿如一座雕像，站定在画面偏右的地方，他的脸孔仍然带着长期征战的痕迹，但此刻却绽放出胜利的微笑，在飘扬的红旗的映照下，更显喜气洋洋。细心的画师用碳精和淡彩把他的脸部皮肤敷染得非常柔和，让这位新中国的最高统帅看起来更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标准。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向民间学习。《人民画报》号称“中国国家画报”，它承传了自郑曼陀以降的月份牌画家的肖像处理手法。在没有Photoshop的时代，碳精和水彩是修饰图像的秘技，这是中国民间智慧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而形成的。在《良友画报》一纸风行的时代，它的每一张彩色封面都曾经过专业画师的修饰。虽然《人民画报》传播的都是新中国的新事物，但却没有舍弃传统的修图手艺。它所发布的大量毛泽东历史图片，全部都经过巧手润饰：光线被改变，阴影被削弱，背景退隐，人物突显，脸部质感如同丝绸般闪亮光滑，人间沧桑被抚平，血肉身躯变成了完美无瑕的神像。

毛泽东自延安时代就已提倡文艺和宣传工作要走“大众化路线”，《人民画报》作为一份以图像为主的官方刊物，自然会继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像风格。毛泽东思想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各个方面的能工巧匠，他们还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主人。“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向大众学习，更意味着一切要以大众为中心。因此，在紧接着的第5期和第6期《人民画报》封面上，便出现了手持“丰盛的稻子”的老农和“民兵英雄黄小旦”。老农的照片由新闻摄影局的吴宝基拍摄，被设计师作了褪底处理，放置在满版的金黄色上；黄小旦一手握枪，一手握手榴弹，脸上还是战时的紧张和警惕，由新闻摄影局的王纯德拍摄（建国初期还可署个人姓名，后来只能署集体创作甚至不能署名）。这样的封面人物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在延安），城市里的读者怎么会让农民出现在封面上？一种新的杂志美学诞生了，它代表着一个新国家的意志，为一群从来不受关注的人们代言，它带来一种翻天覆地的新鲜感。



五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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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与裂土
珠江流域的社会流动与空间政治

本文为悉尼Campbelltown Arts Centre的展览出版项目The River Project而写

欧宁

影片开始时，激浪拍打着船舷，镜头从开阔的江面上推进，你可以看见在郊野荷锄劳动的农民、江边乱搭的违章建筑、一群裸体泅泳的少年，随后农业景观开始过渡为烟囱高耸的工厂、巨大的船坞、掀起一圈圈波浪的拖船、从头顶上飞越的渡江大桥，渐渐地一排排的江景别墅开始进入视野，鳞鳞波光中还摇晃着高密度塔楼的倒影……这是我和曹斐应邀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拍摄的《三元里》(1)，它从珠江的入海口回溯，慢慢登陆，进入中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的核心。

这部长40分钟的黑白影片显然无法容纳我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长达一年的研究和拍摄，于是我们出版了一部同名的出版物(2)，收入了不少的资料和论述。这个项目关注的是珠江流域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条南方大河如何养育了它沿线的乡村与城市，又如何生成了它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格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获得族群认同，如何应对急迫的现实，如何在社会流动中获得升迁。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政治运作如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制度如何主导了城乡空间的发展，民间的力量如何在冲突中爆发，底层社会如何在低处生存，它的活力为何长盛不衰。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珠江]

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大河流，它全长2400公里，是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整个珠江流域土地资源共66300亩，人均拥有土地仅9.31亩，约为中国人均拥有土地量的五分之三(3)。在多数历史文献中，珠江流域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原住民多是“以舟为室，以水为陆，浮生江海者”(4)，即水上居民，粤语称蛋民(5)，它的耕地据说是由中原南迁而来的衣冠华胄望族开发沙田而来。对稀有的土地资源的争夺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动乱的诱因，不论在农业时代，还是今日的城市化运动，对土地所有权的争议都引致不同利益集团和族群的冲突，也导致不同政治制度的更替。在珠江流域的早期历史中，中原的拓荒移民不仅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书写的能力，通过考证他们渊远流长的宗族谱系，重塑与中央政权的历史联系，以建立在当地垦殖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户籍制度把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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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你的第一部电影《海鲜》刚出来时，感觉它是一部野心很大的作品，你似乎要给电影界一个震动，它包裹着一种来自文学世界里的自信。经过《云的南方》，到了《小东西》后，你怎么开始对“小”感兴趣起来？

朱文：是的，《海鲜》是一部刺激、直接的电影，延续我小说作品的某个方向。作为一名作家多年来我对新闻出版制度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这使我后来拍电影时对更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极为过敏。所以我决定不管电影审查，至少第一部电影是这样。《海鲜》成功之后，我满世界地去解说这个电影，刚跑了几站我就没兴趣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当年写东西发表不了，是自己办民刊，传播有限，但没有疑问。你清楚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这算怎么回事呢？我希望我做的事情首先是面对和我一样生活在国内的人们的。我希望正常地做一件事情，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就像我的小说，尽管经常被删改，但是首先在国内流传，在写作十年后开始被翻译出版，在其他语言广泛传播，被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顺序是自然的。因此我决定要拍地上电影，妈呀，上了贼船了。不同的处境在要求不同的风格，我鼓励自己不要消极地对待这个事情。因为正像你说的，我自信自己可以适应新的环境。要么就玩这个游戏，要么就拍屁股走人，自己拿主意吧。人们总说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只有靠你自己，靠朋友。

《云的南方》、《小东西》磕磕碰碰地出来，我对它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清楚它是新鲜的，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它是怎么来的，就像一个新生婴儿的脑袋因为产道的挤压而变形。但是没关系，只要不缺钙，会长好的。也许对“小”感兴趣，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不希望自己迷失在这个好大喜功的游戏里。我现在比刚开始做电影时更热爱电影，而电影工业的状况反而不让我那么烦扰了。因为更少迷惑了。所谓“小东西”强调的是回到电影艺术本身，回到艺术创作的本质，强调的是原创性和想象力。“小”与“大”是相对的，“小”即“大”，“大”即“小”。

欧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认识，直到去年我为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文学与建筑”项目找你写小说，才又紧密联络起来。我们一起去西藏林芝去看张轲设计的派镇码头，在一起相处，发现你的性情也变了不少。至少我觉得你和韩东发动“断裂”文学运动时的那种愤怒没有了，或者说少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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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诗人、艺术家、策展人。摄影：大食

2010青年领袖·艺术界

欧宁：文化的上升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当选理由：

他是当代最富于实验精神并在多个领域纵横驰骋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他的表现令我们体会到自由和先锋的精神。10多年前，作为出版人和平面设计师，他主编设计的《北京新声》定义了北京新出现的摇滚音乐文化现象，尝试了令人眩目的视觉实验；他是“大声展”这个两年一度在各大城市巡回的大型设计艺术展的创办者和组织者；2009年12月，他出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成功地策划了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与30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各届精英的马拉松对话；他拍摄影纪录片《三元里》和《煤市街》参加世界各地的艺术展，反映中国城市化的迫人现实。他的触角由文化伸向社会，伸向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欧宁：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时间不够用。策展工作量非常大，行政工作耗去很多时间。除了特别项目（双年展），我还要主持邵忠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时间分配不过来。我最近总有写作的冲动，以论述式作品为主，写写外国展览和学术会议的约稿。上中学我就开始写诗，经历了电影、音乐、设计、建筑等不同媒介，还是觉得写作最简单同时又最有挑战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欧宁：开始要先看自己有什么资源，第一步最重要。迈出第一步后，后面都是累积和叠加。第一步不能太大，如果没有实现，很容易被挫败，很难再起来。根据现有资源，慢慢建立小成就鼓励自己，再拓展其他社会资源。通过不断实践，搭建更大的平台。年轻人没有太多资源，大部分画廊、博物馆被成名的艺术家占用了。我曾经鼓励年轻人办“家里秀”，做展览、演出，零成本又结交新朋友，艺术、文化与生活是一体的，不一定非要正式场合才能产生交流。

南方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欧宁：我父母是40年代生人，没什么文化。他们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文革”。他们这一代有个共性就是结婚时没有经过认真考量，等发现问题时已子女成群，后面发觉互相不合适，但没有勇气离开，或者说有责任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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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0年3月22日15:00-16:00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甲2号中国红街1座5层
被采访人：欧宁, 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
采访者：《景观设计学》杂志社佘依爽，涂先明

LAC: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对城市话题感兴趣的人，你一定会去上海世博会吗？

欧宁：我一定会去。我们回溯世博会的历史，会发现其实它是很多大型活动的源泉。在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世博会是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进步推动出现的一种展会形式。它搭建的是一个世界性的舞台，有不同的国家参与，在这种共同参与中去彰显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

同时，它也是一种全球竞技。如果你看《良友》画报也会发现其实已经有上海一些厂商参加过早期的世博会。不同的是，过去的世博会是工业化推动的一个结果，今天的世博会是城市化推动的结果。所以从世博会的历史上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变化，过去是关心工业产品，现在是关心人居，关心城市环境，关心节能、低碳经济。这么宏大的一种展会，我当然有兴趣。再加上它今年的主题是城市，所以我肯定会去的。

LAC：您最关注上海世博会的哪个方面？



The British pavilion designed by Thomas Heatherwick and Troika.

欧宁：其实我并不是很主动的去关注，但有一些国家馆挺吸引我的。一个是英国馆，因为做英国馆立面技术设计的是一个叫Troika的团队，他们参加过我们07年的大声展。他们和植物学家合作，把不同的种子放在建筑外立面的成千上万条亚克力管中，这个效果肯定很炫。第二个是丹麦馆，丹麦馆是年轻建筑师Bjarke Ingels设计的，我邀请他参加过我们去年的深圳双年展。丹麦馆的设计是个螺旋状的一个结构，并把自行车运动带到那个馆里面。英国馆和丹麦馆其实都是把一些很年轻的建筑师带进来，他们所做的这些设计，引入了全新的概念和材料，所以令我有点期待。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馆，因为西班牙参加世博会有几个层面，一个是西班牙馆，同时西班牙国内有3个城市参加了最佳城市实践区的展示，包括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在二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参观了这3个城市中一些跟世博会有关的项目。包括在马德里城市体验区的一个竹屋，它是一个最新的环保实体建筑。我觉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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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从大平原折回纽约州，到了布法罗(水牛城)，住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UB, SUNY)北校区的Hotel Indigo。


22日上午在视觉研究系做了讲座。系主任Millie Chen和Stephanie Rothenberg带着参观学生展览。


Sandra Olsen，UB美术馆的馆长。她对布法罗的历史和建筑如数家珍，下午驾车为我做了布法罗的城市导览。


Olsen管理的其中一个美术馆UB Anderson Gallery，正在展出日本五十年代前卫艺术团体“具体”(Gutai)的作品和史料。


UB Anderson Gallery对馆藏古代艺术珍品采取新的展示方式，包括采用透明材料，360度的观看角度，特别的照明以及档案柜的形式，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系统（特别是英式博物馆那种密集的空间布局、昏暗的灯光系统以及古板的谱系和分类方法）的观展体验。


原来布法罗也是一个Shrinking City，工业停滞，人口收缩，老城区衰败的程度仅次于底特律。


从Olsen的车上远望South Michigan Avenue上的General Mills建筑群，还有无数闲置的巨大的谷仓。23日晚又坐冰逸的车驶近去看，它们在夜色中沉默着，呈现出与白天迥异的鬼魅气息。因经济萧条，政府和投资者均无力启动城市更新的计划。



布法罗人口稀少，房产便宜，城市感觉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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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从纽约经Minneapolis飞到了圣路易斯(St. Louis): 百威啤酒的总部，William Burroughs的故乡，Miles Davis开始他音乐生涯的地方，大平原(Great Plains)地区的第二大城市。“看，谁来了，他的影子出现在大地尽头。”


当晚在一间本地餐厅1111 Mississippi，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请客，有系主任陈绫琪、博士后马钊、历史系Steve Miles、访问学者麦思杰等出席。


当地佳酿Schlafly啤酒。


20日参加东亚系博士后陈淑莉带的研究生的课堂讨论：“空间之旅：当代中港台电影”。


来自台湾的陈小姐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修的博士学位，现在此任教。她熟读本雅明和库哈斯的理论，针对《三元里》和《煤市街》提了不少问题。


在圣路易斯华大的会所Whittemore House吃午饭。


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生在Whittemore House合影。




圣路易斯华大校园。


校园咖啡馆，很奢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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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每次都让人觉得它是世上最具包容性最随便自在的城市。


4月16日上午11点多从北卡罗莱纳飞抵这里，下午4点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艺术史及考古学系教授John Rajchman担任主持人。


这次演讲由哥大艺术史及考古学系、建筑系及东亚系联合主办，我讲深圳香港双年展。


哥大建筑系教授Jeffrey Johnson，东亚系教授包卫红，艺术史及考古学系教授John Rajchman。讲座上还见到刘禾和MoMA的Barbara London，大家一起晚餐。


4月17日上午和哥大艺术史系的研究生王辛去看了Francesco Bonami担纲策划的惠特尼双年展。乏善足陈，经费紧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他所选择的美国当代艺术令人非常失望，再加上惠特尼美术馆这种传统空间也是很大的局限。


五楼的Collecting Biennale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展示了对双年展本身历史档案的重视。图为1934年惠特尼双年展的画册。


艺术家Jeff Koons在New Museum策划的Skin Fruit: Selections from the Dakis Joannou Collection则令人兴奋多了。这也许是最近纽约最好的展览之一。这个外星人是村上隆的作品。展览官网：http://sinaurl.cn/hEkrW


我并没打算买 iPad，但在第五大道随便溜达时看到苹果专卖店，进去后实在抵挡不住这个火热的卖场的气氛的感染，结果刷了自己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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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有机会去美国南部。从飞机上鸟瞰三角区(The Triangle，由Raleigh、Durham和Chapel Hill三座小城组成），发现植被广阔，街道和建筑布局极为疏朗，已经可以想象在地面时绿树成荫草木葱茏的美妙。到了北卡罗莱纳大学，住在Carolina Inn。


Lonely Planet这样介绍Carolina Inn：“位于校园中心，但并不是学生宿舍，而是一家佐治亚风格的旅馆，有184个豪华房间。有种高雅的南方情调，例如周五晚上在阳台上举办蓝草音乐会，有下午茶和随处可见的鲜玫瑰“。可惜我待不到周五，不能体验它的蓝草音乐会。


长廊，落地窗，倚窗的座位。Carolina Inn是北卡大学的历史建筑物，带有鲜明的殖民时期的南方风格。始建于1924年，曾经历六次加建和重修，旅馆收入部分用来资助扩大北卡大学图书馆的藏书。


旅馆大堂。



旅馆内外摆放着北卡罗莱纳本地风格的家具。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是美国第一所州立大学。上午十点，学生们赶往教室上课。


UNC的标志“老井”，据说新生在入学第一天喝一口老井的水，接下来就能拿全A。


富林克林西街, UNC校园北端的分界，有许多餐厅和Tar Heel球队的服装店。


14号在UNC的Fe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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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晴天朗日, 从机场到剑桥一路上都是出来走动的人。到达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给我安排的住处Irving House, 是一所老宅改成的Bed & Breakfast, 非常精致典雅。可惜我早到了, 房间尚未准备好。


Harvard Yard是哈佛的老校园，里面古木参天，绿草如茵。


Raymond Lotta( http://sinaurl.cn/hR68q )在哈佛演讲的广告：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Communism is WRONG! Capitalism is a Failure. Revolution is the Solution.


GSD的大楼George Gund Hall，屋顶呈阶梯状。


大堂经常被用作展厅，有各种GSD的展览。


室内是全开放的工作室。黄伟文评价说这幢敞开式、阶梯状的大楼能耗太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4月12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三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展人齐聚哈佛GSD。我的前两任均是美国建筑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张永和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马清运是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当天是张永和作主持，马清运和我分别对自己那届展览作了Presentation，然后进入讨论。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是黄伟文，深圳双年展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之一，现正在GSD作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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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多伦多时是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下着雨。Prefix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的总监Scott McLeod把我从机场接到市中心的 Super 8酒店。第二天一直在酒店准备演讲稿，下午六点到Prefix，Scott正在安排演讲的场地和录像纪录。他带我体验了一下他们专门设置的声音艺术展示室，音响非常棒，想起06年我在伦敦Battersea Power Station做的声音项目，其实很适合拿来这里展一下。


为我的演讲担任主持人的是Adrian Blackwell，他是多伦多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建筑师和艺术家。06年他曾邀请我来多大演讲和参加展览，他经常去中国，和很多中国建筑师以及学术界人士很熟悉。为了在开场时介绍我，他似乎看了许多网站，还准备了稿子。会后大家都笑他的介绍比我正式演讲的话还多。


会后Prefix请吃饭的地方和06年多伦多大学请吃饭的是同一家餐厅，位于Dundas西街的味香村(Asian Legend)，一家粤菜馆。多伦多华人太多了，粤菜已经成了机构宴请的主流选择。An Te Liu说多伦多另一热门中餐厅是鼎泰丰。他是《多伦多星报》主笔Murray Whyte介绍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祖籍福建，但不会讲中文。


第三天，雨停了，却开始吹西北风，下午居然下起了小雪，唐人街街头摆摊卖起了御寒的帽子、围巾和手套。06年还是个模型的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今已建成。Frank Gehry已经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只是用玻璃和木头装饰了一下外立面。听说馆内空间设计得不错，但因展览内容没什么意思，没有买票进去。


低估了多伦多的气温，带少了衣服。在街上走了几下就受不了，退回旅馆继续倒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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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8, 2010

Lecture at Prefix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Toronto
演讲《城市动员：另一种双年展的可能》，Prefix当代艺术研究院，多伦多



Urban Field Speakers Series 2010: Ou Ning
City Mobilization: Toward Another Kind of Biennale

Thursday, April 8, 2010 at 7:30 PM
Prefix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401 Richmond Street West, Suite 124, Toronto, Ontario M5V 3A8

T 416.591.0357
F 416.591.0358
E info@prefix.ca

The multidisciplinary cultural practitioner Ou Ning speaks about his urban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his role as Chief Curator of the 2009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Moderated by Adrian Blackwell, artist, urban designer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t the Univesity of Toronto. Presented by Prefix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

http://www.prefix.ca/specev_~UFSS5.html
http://www.canadianarchitect.com/events/event_details.aspx?id=3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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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杂志《中国思想：深圳马拉松对话》别册现已上市，各大书报亭有售。

全面记录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著名策展人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于2009年12月22日在深圳市民中心对三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中国重要人物的采访和对话。

出版人：邵忠｜主编：欧宁｜创意总监：令狐磊｜艺术总监：吴桢｜设计：沈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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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将去往何处？(欧宁)

0.开场与介绍: 奥布里斯特和库哈斯

1.贺承军与黄伟文

2.何煌友与安哥

3.邵忠与王石

4. “本土行动”成员和舒可心

5.胡向前、卢杰和邱志杰

6. 姚嘉珊与姚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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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我们知道《南方都市报》是中国最勇敢的媒体之一，作为它的社论作者，您的观点其实代表着这份报纸的观点，您觉得在中国，社会批评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长平：我并不是专职的社论作者，只是偶尔客串一下。更多的时候，我以个人的名义写时事和文化批评的专栏。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勇气，因为没有人告诉你空间有多大。你每天都在寻找空间，你所拥有的就是你找到的。如果你不找，可能就会窒息而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的批评一直对中国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进行紧密的回应，您是怎样抓取和挑选这些事件的？您如何挖掘出它背后的深意并组织您的观点？

长平：当下的中国是新闻富矿，你不用担心无话可说，但是你需要考虑怎样说才有价值。我每天思考得最多的是，哪些新闻的意义被遮蔽了，被扭曲了，甚至被黑白颠倒了？那些热闹的新闻，和我们日常生活是什么关系，和我们的文明历史又是什么关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是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在支撑您的写作？您平时都阅读些什么？

长平：和很多同龄的中国人一样，我受的教育相当复杂，从毛泽东思想到后现代理论，都产生过迷恋。就我的时事评论写作而言，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宪政立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文化上的多元思想。我平时的阅读以时事、哲学和文学为主。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怎样形成您自己的写作风格，从而使它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长平：我并不过多地考虑技巧。写得好的时候，我假想读者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当然，我也经常感觉到，面前空空荡荡，听众都跑光了。我批评政府，他们说我叛变祖国。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在过去十年或者说二十年中，中国新闻业是否存在着一个逐渐民主化的过程？

长平：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从体制上说，很多媒体都在从挣扎着从宣传机器变成造钱机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从文化上说，过去是士大夫传统，讨伐逆臣，以清君侧；如今羡慕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媒体独立。但是这些过程都没有完成，前现代的专制主义和后现代的娱乐至死并存，媒体被弄得像一个怪胎。

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您如何评价《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新闻业界的地位？

长平：《南方都市报》是中国新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它报道的孙志刚案件，改变了中国的不义之法；它的评论文章和深度报道，唤醒了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它的前主编程益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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