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的松山机场到台东的丰年机场，飞行时间不过四十分钟，为何舒国治要把台东的都兰咖啡馆称为“台湾最远的咖啡馆”？为何林靖杰要把他在台东拍的电影命名为《最遥远的距离》？

今年5月17日，我从台北到达台东。虽然有吴音宁陪着，但第一眼见到那布时，我还是感到有点紧张。他盘着长发，肩上搭着条大毛巾，上身赤裸，古铜色皮肤，下面穿着一条花裤子，满口黑牙，嚼着槟榔，还叼着一根小草茎。我从未接触过台湾原住民，对他们的文化也毫无认识，紧张感来自陌生。但当他开口说话时，我便感觉亲切起来。他说的是标准的台湾国语，像我在台北经常见到的能言善道的激进知识分子那样，调侃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府都是伪政权，把我说成加引号的“祖国来客”。我喜欢他那幽默和具亲和力的谈吐，但有点痛恨自己对所熟悉的文化的依赖。和那布一起的是巴奈，他们同属布龙族，由于来前听过她的唱片，我的熟悉感便强一点儿。

那布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Message乐团的灵魂人物。他开车，在马路上逆行去找一家冬粉和米糕店吃晚饭。这种无视交通规则的豪迈劲儿令我很着迷，呵，这是一种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驰骋的风格，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在夜色中，他的车在台11号海岸公路上驶向都兰，巴奈开窗抽烟，路上他们还停下来在路边小店补充似乎必不可少的槟榔。然后就到了新东糖厂，那里有舒国治笔下的那间著名的咖啡馆。

巴奈说，忘掉舒国治吧。他们在咖啡馆门外空地的椅子上坐下，那里已经有几个熟人，其中有排湾族与鲁凯族的混血歌手达卡闹。这天晚上，由于台东刚开通到香港的航班，一群要报道此事的香港记者和博客作者在此游玩，咖啡馆组织了撒奇莱雅族的歌手哈尼来演出，他曾组过“咸猪肉”乐团，现正在竞选村民代表。我和吴音宁去吧台买了小米酒，仍回门外空地去坐。不断有认识的人加进来，他们能量惊人，不断在闲扯，斗嘴，说笑，酒喝得又快又多。咖啡馆内哈尼卖力嘶唱的声音不断传来，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像《阿里山的姑娘》和《友谊地久天长》等，那些香港客人听得热血沸腾，甚至跳起舞来，玩闹成一团。夜半，周围的民居渐渐沉静了下去，只有咖啡馆是最亮的，它的背后是废弃的新东糖厂和连绵的都兰山，它们无声地蛰伏着，任由时光流转。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蔡安智，她从台北搬到都兰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晒得黑黑的，跟原住民差不多。她曾在伦敦学习声音艺术，现在则跟原住民学习怎样用漂流木做家具。吴音宁借了她的摩托车，搭载我去都兰鼻海湾，也就是陈明才跳海自尽的地方。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她这样想象阿才赴死之路：“八月二十九日凌晨，应该没有童话般的橘黄光晕，也没有月圆时银光在海面拖曳出超现实的绸缎，可能是一勾清淡的月弯，怜悯地看着阿才坐进破旧的二手车，往海边驶去。一个焦躁的黑影蜿蜒穿行。这山里，今晚有个人要去赴死，林投、茅草、银合欢、马尾松、以及阿才偶尔路过时会摘下果实来做汤的面包树……，随风颤抖。初秋的蟋蟀、螽斯、牛蛙，以及夜晚特有的神秘的声响……，天地暗暗骚动，阿才的车，弯绕出山。”陈明才是台湾剧场界的天才，他是2003年在此跳海的，至今，这里仍伫立着朋友们为他而树的纪念柱。

骤雨初歇，泥土散发出雨后的味道，海风轻吹着，危崖下如今全是特制的防波石，对面就是我们因赶不上船期而无法前往的绿岛。台东常被认作都市人的疗伤地，可这里的山水风物依然无法治愈从台北移居而来的陈明才的抑郁症。翻阅他死后朋友们为他编的著作《奇怪的温度》，看他导演的剧场和演过的电影，想那是一个绽放得多么绚烂的生命，他并不需要疗伤，台东应是他灵魂最好的归宿。可是吴音宁一直在担心，这个海岛东岸的仙景，终有一天会被上升的海水和喧嚣的游客所淹没。

也许是出于对于现状的珍惜，她开始载着我沿台11号公路向花莲的方向疾驰，给我导览沿途的风光。太平洋的万顷波涛时而展现在我眼前，经过一大片金黄的稻田和耸入云霄的椰树，它忽尔又消失不见。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我难掩心中的激动。这些景物和我从小成长的家乡何其相似，但逝去的岁月却难再重现。很奇怪，每次来台湾我都产生强烈的乡土认同，而这次在台东更甚。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家乡雷州半岛与它在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方面的接近，最重要的还是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们保存着今日其它地区难得一见的一种老旧的精神。不管你来自何方，这里总让你心头充盈着浓郁的乡土感，让你倍感亲近。

路上，吴音宁指给我看一种本地的水果，因为它的外形长得像佛祖的头，所以起名叫释迦。难道是因为这里的地气良善而慈悲，所以生养的果物也形似佛陀吗？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奇观，就是著名的“水往上流”，一条神异的小溪，可能因为上天眷顾，竟可特别违背大自然的常规。我们这样且行且说，到了金樽便停下，赤着脚走上那里的沙滩。海水轻轻地漫上来，荡平那些乌黑乌黑的沙子，使它们像一面明镜，可照出人的倒影。脚与它们的触碰，产生渗入心肺的清凉。岸上有家装饰质朴的咖啡馆，在它伸出来的平台上可远眺天边。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在这里消磨终日。

返程时，我决定自己试开摩托车。那是一辆小绵羊，极易上手，我穿着上午买的“蓝白拖”，很快就在路上飞奔起来，感觉很台，很拉风！不幸的是，在一个加油站，我们被三个警察截了下来，其中一个持枪，一个架着小数码摄像机取证，一个是警官。我既没驾照，也不戴头盔，心想这次完了。吴音宁开始试着求情。他们得知我来自北京后，又开始问我住在哪里以及这次来台的事由。当她说出新东糖厂的地址和一位原住民漂流木艺术家希巨的名字时，我发现其中那个警官露出了笑容，“我们这次放你走，但下次不可再犯”。是台东太小吗？还是希巨盛名远播？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警车，我不免感叹台东人情味之浓厚。回到都兰，为了庆祝当天的有惊无险，吴音宁从路旁越南新娘的冰店买了满满两盆刨冰，竟然给我全部吃光……

第三天，在达卡闹和马淑仪(Homi)夫妇的“好的摆”手创艺术小店外的杨树下吃过外卖午餐后，那布、巴奈和达卡闹一起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在听从都兰买回来的原住民唱片来延续我在台东的记忆，包括角头音乐的第一张杂锦唱片《AM到天亮》, 达卡闹、巴奈和Message的专辑，当然还有台东警察陈建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或许我该一切自然而行，不要忘了，还有晨雾星子等着我”，“台东心，兰花情”……

为什么人们总把台东视为台湾最远的地方？我想出来的理由是，生活在高度社会化的都市中的人们，从不敢奢望亲近土地，回归本源，所以总是在想象中把原乡推得很远很远；当他们得知世上竟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地方时，出于独享的私心，为了使它免遭他者的践踏，而故意宣扬它的遥不可及。台东之远，乃是乡土之远。但当你身临其境，却发现它最贴近你的心。就像胡德夫的歌中所唱：“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引向家园绝对的美丽，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最后才能走进自己的田，自己的门！”